1972年2月28日，我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门一人，由监狱官郭同奇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他的冷酷检查下，我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 and Madeleine Collinson姐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我跟这看守所也熟了，那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更感谢他的是，一天晚上，他同意我到库房里，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带回押房来，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后来为了蔡添树越狱事件，看守所所长徐元麟和冯音汝都遭撤换，而我的案子也确定了，随时有移监到“仁爱教育实验所”的可能，因此我把两张双胞胎姐妹的裸照，藏在“蓝灯字典”的硬纸封面中，果然在1975年12月22日，我被突然移监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许多书物，但字典等工具书除外，于是夹带中的双胞胎姐妹便幸存下来，一直陪我到1976年11月19日出狱，方才完成“阶段性使命”。
PLAYBOY 杂志与我还有后缘，后来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访问我，并在英文1990年年刊（PLAYBOY Enterprises，Inc. 1990 Annual Report）里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从十五种外语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三位，李敖即在三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一房坐牢时，对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间，有一位囚犯独居。囚犯大陆籍，平头，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说话、也不看书、写字、也不出来放风、也不提出任何抗议和要求。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没有一点声音地活着，像个鬼似的，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对他的任何关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给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来了，狱方加发毯子，监狱官孙红全（这个人不错）沿房开门，问寒问暖，问到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无反应。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这怪人取名为“息先生”。他这种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囚犯，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红尘，宁愿自闭的。这样子与“鬼”为邻好一阵后，我们往往忘了第三房还有一个人在。听说他早就服刑期满，只因为只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狱。他后来被送到绿岛“候保队”了，这样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断孤岛，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别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问题。留意之下，发现政治犯胡虚一他们所说“从没见过一位难友是无保放人的”之言，确是实情。不过，在我入狱之前，我却听说有过无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对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狱时，是没有交保的。这一自述，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记得清清楚楚。魏廷朝这次跟我坐牢时，他因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狱。他出狱后“仁爱教育实验所”负责人告诉我：现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狱，你随便找两个朋友保你吧！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说魏廷朝没交保了？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是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也可。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唯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陈独秀身上过。1937年8月25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妈的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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