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朗法西斯政权倒台的时候，霍梅尼（Khomeini）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种种行为，令美国人不解，美国人说他们对伊朗流亡在外国王的关切是基于人道，但他们忘了，当霍梅尼流亡在外的时候，美国的人道又在哪儿？霍梅尼是美国一路支持伊朗法西斯政权的常年受害者，一朝他得以翻身，他会谅解美国这种伪君子的理由吗？
同类的例子太多了。中共在延安时代，美国政府是一路支持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虽然美国新闻处的主持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等支持中共），美国大使都懒得到延安去；但是，一朝中共得以翻身，美国总统都得勤于上北京了。中共领导人以几近无礼的大架子“临时通知接见”美国总统，美国人同样不解，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又健忘了。
如何学到从被美国间接迫害的人的观点看事情，对骄傲的美国人说来，太重要了。
如今，在美国在台机构和我相忘二十年后的今天，你老兄走马上任，想补救你们过去的错误，我很欣赏你的慧眼，可是，好像有点太迟了。至少对我来说，除非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支持法西斯政权，我对与美国官员会见，全无兴趣……
这封信，可谓“曲中奏雅”地道出了我为什么不去美国，而所谓出境问题，自此也被我技术击倒，不成问题了。原因是，我在台湾，一开始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走；到头来“大无为的我”自己也不想走了。早在1982年3月16日，郑南榕就在《政治家》上发表《李敖，不要走！》最后一段说：
应该禁止李敖出境
这个世代，有财的人想离开台湾，有才如李敖之流的人也想离开台湾，真是时代大悲剧。财、才不缺的李敖先生，应该挺身出来，以心作则，阻挡这种悲剧的潮流。李敖可以站起来，与赵耀东先生一起合唱《归来吧，台大人！》的高歌；也可以坐下来为我们写出第一流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文章。
如果我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以上这些论点，就会是我“禁止李敖出境”的理由。这些理由，将使我们对历史有所交代：对列祖列宗保留了一个优秀的文化精英；对子子孙孙留下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李敖。
这是一段很好玩的文字。郑南榕大概不知道：我从1949年起，三十多年间，根本就是陷在“禁止李敖出境”的状态的。所以，说三十多年我一直未能离开也未能获准离开，并没说错。至于三十多年后至今我能否出境，我没办过手续尚不得而知，照判断应该可以，因为叛乱犯时代已逝，而我又非通缉犯或什么犯，也无什么欠税记录等被管制条件，可是我已经准备“‘出’此一步，即无死所”了。我这种决定，大概死友郑南榕最能满意了。
我在1981年非但不能出境，反倒第二次政治犯入了监狱之境，这次“二进宫”，我被关在土城看守所半年，难友刘峰松崇拜“李敖大师”，写了一篇《李敖在狱中》，其中写李敖“囚房权充书房”一段，观察可谓入微：
囚房才一坪多，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马桶、一个水桶、一座洗脸台、一张小桌子和一盏二十烛日光灯。大师的囚房跟我们一样，但经他精心布置后，就是不一样。第一，他土灰色的四面墙，都贴上白纸，就连铁床下，也用白纸隔开，看不见床下的龌龊；房间洁净，光线充分。第二，他在洗脸台上搭架子，放好几包卫生纸和一些杂物，充分利用空间。第三，他有好几套书，如《二十四史》之类，摆放在靠窗的一面，有如小书橱。第四，他的棉被有三尺高，占铁床的三分之一；用纸箱、棋盘（摸来的）做的桌子及两个放剪报资料的纸箱，又占铁床的三分之一，室内显得特别狭窄。
看大师的囚房，让人有无地容身之感，不过物品虽多，却不凌乱，凡去过他家的，都能想象到他是怎样地把两坪不到的小囚房，变成雅致的小天地。他的囚房不仅洋溢着书香，也散发着一股庄严而不可侵犯的正气，任何人参观他的囚房，都要肃然起敬的；据说每周抄房时（检查房间），“戴帽子的”（狱吏）都不敢弄乱他的房间。李敖虽坐牢，并不失大读书家的风格和气派。
刘峰松又写“应有尽有”一段：
牢房不准有镜子，他有；不准有刀片，他有；不准有剪刀，他有；不准有订书机，他有；不准看《联合报》，他看；买不到糨糊、塑胶带、白纸、长尺……他买到，可说应有尽有。
他不会客、不接见，哪来这么多“家当”呢？原来他有秘密管道，不仅利用它输出，也利用它输入。这条管道（看守所所长）朱光军查不出，我看不是李敖神通广大，而是朱光军颟顸无能。庄严的监狱，有这样的漏洞，朱光军该羞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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