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118)

2025-10-10 评论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缭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6月24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六千九百零一元(内含已扣押四十六本书价六千九百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一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8月29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六千九百零一元”,其中六千九百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一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定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国家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1985年4月15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高雄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141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6月27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39334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像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8月10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市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134条、第29条及第304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共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2条及第7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1987年3月13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1987年5月9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1985.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一书,所开具三联单039334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二本,已于1985.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一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因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间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不过,在如何交付一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1987年7月2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一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15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一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邓维桢了,高雄市政府一连多年还要每年登报召兑。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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