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两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地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管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能转悲剧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毋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
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国，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异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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