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9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
【中央社纽约8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5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器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9月5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答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识，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9月6日要跑支票，就在9月7日清早3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5月14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1977年7月1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术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文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联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地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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