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吗！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落，我真为大家悲哀。
这封信写了我最后的劝告——三十年后最后的劝告，我知道彭明敏是执迷不悟了。他永远不再是三十年前还有灵光、清气与理想的“脱俗”的彭明敏了。
谈起我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认为谢聪敏最识大体，他在牢里诬攀李敖是台独，为人卑鄙，但出狱后，在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恩将仇报，在海外发行攻击李敖杂志之际，曾挺身而出，写文点破：“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这是谢聪敏的公道处，他在诚惶诚恐中，仍不忘仗义执言；至于魏廷朝，他和我私交极深，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见我对他的信任。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里诬攀我是台独，我想他内疚最深。他出狱后只和叶菊兰、谢聪敏来看过我一次，从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载，才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不过有重要的事，他还是认为非李敖莫办。我的回忆录出版后，他还来找我写一封信给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检举台大弊案，并说这是许介鳞的意思。我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他说许介鳞认为由李敖出面检举，收信人可挟李敖自重，才好下手清除弊案。我为之失笑，我说你用我口气写来，我签名好了。他欣然照办。至于彭明敏，就复杂得多，他从回台湾后，在应付李敖上面，可谓盘盘皆错，并且一误再误。更不幸的是，他又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个爆破点。事情是这样的：远流出版公司老板王荣文送了他出版的《彭明敏看台湾》等书给我，其中收有“原载于《中国时报》1992年10月14日”的一篇《卜大中专访——为毕生理想再尽心力》一文，是专访彭明敏的。该书第35页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对省籍纠纷有何看法？
彭：我认为情形已经不严重了，以后会更加和缓。我早年提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当中，就主张台湾人与外省人一体合作，共建台湾。但是我被拘禁之后，政府对军公教各方面说明的时候，故意隐去这一段，反而诬称我提倡杀尽外省人，用以分化省籍之间的感情。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也有外省籍好友，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台湾不能分成本省外省两个族群互斗，那只会带来灾难，应该合作才是。我也同意在政党比例代表中有某种比例的大陆籍国会代表，但比例必须合理，产生方式也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样能使外省人有安全感。
我一看之下，为之一震。因为“1992年10月14日”的《中国时报》原文，并不如此。原文在“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也有外省籍好友”和“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之间，明明有九个字，被彭明敏暗中删掉了，这九个字是：
包括反对台独的李敖。
明明《中国时报》当天的原文有这九字真言，却在《彭明敏看台湾》一书中给删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看法有二：第一，他是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人物，是“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人，在“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来以后，李敖的利用价值已近于零，所以对李敖要敬而远之；第二，由于李敖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反对台独，而他们当年又诬陷李敖是台独，使李敖家破人散、冤狱缠身、饱受刑囚、坐牢多年，他们对李敖的定位、跟李敖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造成他们内疚和不便，因此但愿渐行渐远，力谋“脱身”，以策安全。不过，李敖待朋友虽然宽厚，却非易与之辈，你对他过分不起，他极为难缠。而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三位，“脱身”之道，随其智愚，各有不同。李敖拜他们三位之赐，坐了大牢，出狱以后，谢聪敏、魏廷朝至今尚能与李敖马马虎虎相处不被反目，而彭明敏却独独不能，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彭明敏的一误再误使然耳！
1995年6月间，谢聪敏感觉到我将揭发我和彭明敏的往事，亟思挽救，乃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话约我，要我务必参加7月5日他订下的一个饭局。饭局是彭明敏、魏廷朝、他和我等人的聚会，可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我说：“我不想吃‘最后的晚餐’啦！”我心里觉得：耶稣直到吃“最后的晚餐”时，才被出卖他的人伤了心，但台湾人却比犹太人更巧于此道：彭明敏和魏廷朝、谢聪敏早在最后的晚餐前，就把李敖送上台独十字架了。最妙的是，在被钉上十字架后，他们却又网开一面，说此人并非耶稣。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我的身份是耶稣而死，还是耶稣身边的两名强盗之一而死。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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