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何伟康）介绍的。一个月后（5月17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当时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怄气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彭诚晃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电器。主要来源是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卖给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包德甫，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包德甫为了支持李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元。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元。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于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12月12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元，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1969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1969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那年5月11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吃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社。5月13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起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太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意。偶尔时候，我也蛮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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