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迈是个高个子，留着长发，头发式样有点像果戈理。他两次与我们一起吃饭，坐在我们的旁边。他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例如，他说，鲁迅是中国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从文体方面，鲁迅对晚于他的作家的影响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说，师承鲁迅文体的作家没有师承巴金的多。“鲁迅的文体可不好学啊。”我说。他又说，他觉得随着时间的逝去，“伤痕文学”的某些作者逐渐暴露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电影和戏剧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说大。他对中国小说描写的爱情都那么“圣洁”，不带烟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别觉得令人困惑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竟然称新婚妻子童贞为“总工程师同志”。我解释说，这个称呼是带有玩笑性质的，是带有幽默感的，绝不是说中国的夫妻互相以职务加同志相称。他将信将疑。他大概觉得中国人太呆板，我却觉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还表示了对《夜的眼》和《春之声》中手法的兴趣，并问这种手法能否被编辑部所接受。我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一些呢！”
七
德国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告诉我，德国人是最讲效率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他们是最严格、最能干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际接触一下，并不像所传的那样的“神”。定好了时间，迟到几分钟，我们是屡屡碰到过的。从明兴上火车，是我们头一次在德国乘火车，而且明兴是发车站。谁想到发车时就误点十五分钟，登车站台从这个改到那个，又从那个改到另一个，搞得乘客们疲于奔命，为我们搬运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浃背。马加同志问道：“德国的火车也误点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当然。”至于城市交通，屡遇红灯、车行受阻，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体交叉，无疑比我们强得多，但这些设备多是在城市外围，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样是个问题。这些现象也颇发人深思，令人头脑“凉快”一些，牢骚也可减少一些——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火车误点问题、城市交通问题。这样说，当不致被认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点看齐，不求上进的自欺自慰吧！
他们的时间观念要比我们强得多。“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未必散发着的全是铜臭。在城市街道上，我们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没有一个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着胸，急急地迈着大步，姿势颇像竞走运动员。在西柏林，陪同我们的是一位个子矮矮的、戴着大眼镜的蔡斯先生。他总是胸有成竹，考虑周到，办事干脆，说话和走路都迅速异常。在那个狂欢的周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脚步，虽然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东张西望，体验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脚，便情不自禁地表现了竞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们扔在了后面。柯岩同志称他为“快先生”，并当面把这个称号奉送给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们的一个话题。当谈到国内某些吃大锅饭的做法时，马加同志说：“那种办法对于‘慢先生’比较合适。”真是一针见血，令人失笑，也令人着急。
有人说德国人是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的。他们是一个理论的民族，喜欢创造各种各样抽象的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的游戏，善于刨根问底及钻牛角尖，他们甚至是常常板着面孔和缺乏幽默感。这也很难下断语。也许他们之间的说笑不像我们那样多？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乘客之间闲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闲时间阅报，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从汉堡到明兴，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德国乘客一直皱着眉头，拿着一张写满了数字的表格，用一个袖珍电子计算器在那里计算，写写画画。这也是抓紧时间的一种表现吧？我们用在“摆龙门阵”上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抑或这也是一种“凉快”的表现？
在海德堡一座古代宫殿旁边的餐馆里，我们吃饭时忽然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高声谈笑，这使我们非常吃惊。因为在德国，不管饭馆、咖啡馆里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占满，即使连柜台前也站着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顾客，你也是听不到多少喧哗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轻声慢语，表现欢愉的多是微笑，很少听见“哈哈哈”的开怀大笑。这首先是一种文明习惯吧，确实令人佩服。但为什么在海德堡的饭馆里，说笑声是这样的毫无顾忌，近乎放肆了呢？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