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堡，我们还看到了几位衣衫褴褛的青年人，喇叭裤与紧身衫样子还是蛮俏的，但每个人的服装上都补着几十个补丁，补丁叠补丁，有的补丁已经破烂不堪，布纹、布丝以及毛茸茸的纤维末梢和撕开的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恐怕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一种对于社会追求物质享受风气的抗议吧？
当然还有各种问题，就业问题、吸毒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英语叫作代沟问题，隔膜与“凉快”的问题。人毕竟是人，是万物之灵，仅仅物质方面的满足并不能使人幸福。从宫廷出走的释迦牟尼，难道是由于物质上的匮乏吗？物质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德国是一个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到处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国、在全世界都能常常看到的“奔驰”汽车的三叶形商标。然而，也正是在德国，我却看到了远远多于中国的那种微型的、廉价的、所谓“甲壳虫”式的汽车。坐在这种简陋的汽车里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呢？另一方面，最新式、最时髦、最讲究的汽车，又能在人们的幸福中占多大的比重呢？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怀着“酸葡萄”的心理来藐视这一切，来自吹自擂也是不行的。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准是太低了，差距是太大了，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快创造一种更富裕也更文明的生活。否则，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还有人对我说：德国人的生活是腐化的，糜烂的。在汉堡的妓院里，女人的肉体像商品一样展出和出售。有的电影的黄色镜头令人无法看下去，婚姻和家庭极不巩固，影响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这次并没有看到这些。当然我们既没有兴趣看这些，我们的主人也没有兴趣要我们看这些。各个旅馆里都有电视机，在电视节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可以称为“黄色”的镜头。他们的新闻节目、专题访问和谈话讲演等比较严肃的节目所占时间之长，似乎比我们的电视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德国青年朋友向我们表示了他们对于“古典式”的爱情、东方式的道德的向往和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也有的德国朋友（特别是作家），对于中国人对男女问题的回避、禁忌、视为不洁等表示惊奇和难以理解。
总之，德国人也和别的国家的人一样，是各式各样的人，严肃的和轻浮的、纵欲的和苦行的、左的和右的、神气活现的和谦逊质朴的、自满自足的和愤世嫉俗的……人们的痛苦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人们的追求和希望也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分裂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平衡也恰恰依赖于这相互矛盾的倾向。德国社会向哪里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八
德国朋友有时候也对中国的事情发表一些看法和建议，这也很有趣。这种建议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建议中国千万不要向西方学习，不要受西方的影响，不要盖高楼，不要坐小汽车，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不要改革京剧和地方戏曲，不要发展国画乃至户县农民画以外的画法……这许多建议是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出自对西方文化的鄙视和否定，有的出自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些建议有它鼓舞中国人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
但有时候我也怀疑，外国朋友是否出于一种猎奇的兴趣，出于一种对于东方文明的乌托邦主义，而忽视了中国的发展要求，却希望中国永远不变地保持太古之民的风貌呢？反正我们生活的古代化并不影响他的生活的现代化。
还有一些西方朋友，则似乎是从西方的观点要求中国。例如有的作家朋友认为身为作家而不描写“性”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当我们听到这种论断的时候，也觉得颇为不可思议。还有的作家朋友说：“我只写我自己愿意写的，社会效果如何与我有何相干呢？读者算什么？我为什么要管读者不读者呢？”这种高论，也只能使我们一笑。
反求诸己，当我们观察西方生活并加以叙述和描绘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呢？
九
在欧洲，在布满了花坛、草坪、喷水池和各式各样的雕像、各式各样的古典的哥特式尖顶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厦的欧洲城市，在各种各样的黄头发、栗色头发、红头发、灰白头发的人们中间，你突然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遇到了自己的同胞，遇到了黑头发、黑眼睛的轩辕氏子孙，这不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吗？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台湾同胞。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波恩大学汉学系，这些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本不是汉学系的，但是出自对祖国的作家、祖国的亲人的感情，他们主动来见我们，主动向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只一句话就引起了我们的欢呼，我们热烈地握手，我们交换了亲切的目光。分别了几十年，终于，我们有机会见面了。然而，这是在德国、在波恩啊，什么时候，我们将在北京或者上海、基隆或者台北见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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