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后是我的讲演与学者们的发言。其中索罗金先生主要讲了我的《季节》系列，华克生讲了《活动变人形》，而托洛普采夫讲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他们甚至谈到了近两年堪称畅销的《我的人生哲学》与《青狐》。他们还是真的了解情况啊。我想起1989年春陪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志宴请其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时的一件事，“谢”外长提到了我的《活动变人形》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书的俄语版一次印了十万册，一抢而光，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装第一次印刷二万九千册，加精装不过三万余册。我向客人介绍了这一情况，并且说我正在考虑今后是不是主要应为俄罗斯读者写作。于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时候读报看到，“谢”先生由于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已经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最后的台词，由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路曦扮演的索尼娅，抚摸着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后陷于极度颓丧的万尼亚舅舅的头，她说：“我们会有休息的，我们会有休息的，休息啊……”
话剧由苏联专家列斯里导演。
然后是午宴。在主人们轮流进行的热情洋溢几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词后面，我致了答词。我说：“苏联，俄罗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时代的梦。现在，苏联没有了，我的梦想已经比青年时期发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罗斯还在，莫斯科还在，中俄人民的友谊还在，而且一切会更加繁荣和美丽。”
我相信我的话打动了俄罗斯朋友，这从他们目光的突然闪亮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熟语叫作为之动容，我也看到什么叫为之动容了。
一、爆炸的春天
我一九八七年与一九九四年两次访问东邻日本，两次都是在错过了樱花盛开时分的四月中旬。第一次为了看一眼樱花还去了一趟仙台，当然，仙台是鲁迅先生当年求学的地方，那里有鲁迅公园、鲁迅胸像，本来也应该去的。第二次为了看樱花去了一趟东京的郊区小诸。而此次是三月中旬到的日本，预计是赶不上樱花盛开的季节了。我还真的叹息自己命中注定与盛开的樱花失之交臂，不是早了就是晚了，可谁知道今年日本本州也与中国的北方一样，冬暖，在我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在皇宫附近看到了三株早开的樱花啦，我们在那里留了影。
后来又在新宿的御苑看到了早开的樱花。像中国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在日本大概应该说是春山风暖樱先知啦。什么事都是有先有后，早开的樱花引起了人们的惊喜，却也显得有点寂寞与孤独。
而等到从北海道再回到东京，住到了成田，却是千树万树春光好，樱花大开又特开了。
我这次得到了就近欣赏樱花的机会。花色略如桃花，花瓣更大更开放，黑色的树干树枝，巨大的树冠，花的规模也远胜于桃花。尤其一株株大树连成一片，更是全面地灿烂，全面地飞扬，铺天盖地的云霞，汹涌澎湃的春光。怎么会有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春天，转瞬间春意浓烈得如醉如痴，如歌如舞，如海如潮，如火如荼。日本的春天就这样在樱花的盛开中爆炸了。不过一周左右，这个春花怒放的季节便匆匆过去了。
而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带有一种民族感情的燃烧性质。一到春天，各种媒体就报道樱花的信息，把樱花的开放与凋谢当作全民大事来看。盛开是感人的，而更感人的是樱花的凋谢，一九九四年那次，我们赶到了小诸，赶上的也只有落樱。落樱，正如“浅草”“新绿”等一样，是日本人对汉字的巧妙组合与运用。当我们看到一家一家日本人在樱树下铺上地毯，喝着啤酒、清酒，吃着野外烧烤，唱着令人凄然泪下的歌曲，且哭、且笑、且舞，同时沐浴着像雨点一样、像雪花一样从头顶上大片大片下落的樱花的时候，我是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是多么深厚的对季节推移的感应，这是多么深厚的对树木花草的眷恋，这里也许还包含着对人生无常、万物无常的悲哀，也还包含着对樱花的开便爆炸般瞬息开放、落便大雨般瞬间凋零的性格——这也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民族性格——悲剧性的赞美。
我也沐浴在落樱中了，我更沐浴在那么多日本人对落樱的眷恋与悲歌中。我想起了黛玉葬花，而日本的男女林黛玉们更普遍、更群体、更壮观也更达观些。
日本是个岛国，精致却又显得局促。日本人是认真工作的民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日本人的礼貌约束着一些人不能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而日本的文化中，又有着太明显的来自中国或者来自欧洲的印迹。所有这些会不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压抑，成为一种力比都的情意结呢？幸亏有一个樱花，日本终于还是日本，日本的春天便是最有味道的春天，耽于工作，耽于礼节与计算的患得患失的日本人也得到了一个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的机会，甚至，在樱花上日本人凝聚起来了，独特起来了，深沉起来了。我不能否认，在看过了樱花的盛开与谢落以后，大大增加了我对日本国土、国民与文化的好感。一个能够为花而动情的民族就像一个动情如花的人一样，叫别人觉得亲近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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