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然而，太阳总要西沉，黄昏时刻的西风有点凄凉。
孔子回到故乡时已经六十八岁，回家一看，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孔子自从五十五岁那年开始远行，再也没有见到过妻子。这位在世间不断宣讲伦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颤颤巍巍地肃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岁时，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悚然惊悸。他让中国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却在他自己脚下，碎了。
此时老人的亲人，只剩下了学生。
但是，学生啊学生，也是很难拉住。七十一岁时，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他终于老泪纵横，连声呼喊：“天丧予！天丧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岁时，对他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惨烈。几乎同时，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学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这不断的死讯中，一直在拼命般地忙碌。前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还在大规模地整理“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尤其是《春秋》，他耗力最多。这是一部编年史，从此确定了后代中国史学的一种重要编写模式。他在这部书中表达了正名分、大一统、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会历史观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国精神。
一天，正在编《春秋》，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兽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春秋》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春秋》。他的编年史就此结束，以后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获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头来，看着西边。天命仍然从那里过来，从盘庚远去的地方，从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阳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
点评一：
两个伟大哲人的行走：老子飘逸，孔子坚韧。怀揣大道而如夸父追日，行走者莫不如此。对真理与生命之源的体认，为何必须经由脚踏实地的行走？敢于将自我放逐，方有大境界的获得。（老愚）
点评二：
商王向西迁都河南殷地迎来殷商黄金时代、孔子西行河南洛阳问礼老子、老子骑牛西出函谷关消失于旷野、孔子西行卫国开始周游列国……本文并置事件，以叙事胜，以隐喻胜，足矣。在史实面前，感慨往往是无力的话语泡沫。（马策）
点评三：
行走，是一种生命的常态，也是一种生命的哲学。在老子看来，世间万物都该顺其自然，任何企图改变的举措行为都徒劳无益。在他身后，清晰地映照出一条人生的航标与指向：萧然出尘，避世无为。而孔子就不那么想，也不那么做。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周旋于宫邑红尘。他勉力而为，乐此不疲。在他身后，显示着一条与老子背反的人生走向：生无所息，知难而进。
两位智者的会面，促成了中华民族两种原创精神的汇合，即当代学者李泽厚先生归纳的汉民族文化心理：儒道互补。（傅应湘）
一
诸子百家中，有两个“子”，我有点躲避。
第一个是庄子。我是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当时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大灾难，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灾时要全家读《庄子》。这个暗示让我进入了一个惊人的阅读过程。我渐渐懂了，面对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另有一种语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诗化境界。由此开始，我的生命状态不再一样，每次读庄子的《秋水》、《逍遥游》、《齐物论》、《天下》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张张与我有关的心电图。对于这样一个过于亲近的先哲，我难于进行冷静、公正的评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个是韩非子，或扩大为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过于亲近，而是过于熟识。权、术、势，从过去到现在都紧紧地包裹着中国社会。本来它也是有大气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个大国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制胜权谋，渗透到从朝廷到乡邑的一切社会结构之中，渗透到很多中国人的思维之内。直到今天，不管是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还是听讲座、逛书店，永远是权术、谋略，谋略、权术，一片恣肆汪洋。以致很多外国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干。对于这样一种越来越盛的风气，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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