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春秋》，轻快戏谑，潇洒纵意，雕栏玉砌的光芒琳琅刺眼，一片梨花开满庭院深深，几缕幽香飘忽杨柳堆烟处，春光开道，亭台激动，款待着每一位眺望风景的人儿。思《小春秋》，乍一想，作者离开了现代，回归了传统。但我认为，他实际上最先摒弃的就是传统——是深入而出之后的摒弃，而非粗暴的阉割。在今天这个文学限于浮躁而危险的时代，失望的情绪如白雾飘舞，黏住了前进的脚步。症结不在于新锐得不够，而在于从根本上与过去烟水两相隔。无疑确凿，李敬泽对当代文坛有太多的失望，所以他选择抽离出来，从源头梳理出一条本相之路。这条路应是自由、鲜活、热情洋溢，而非教条、木讷、胶柱鼓瑟。于是他在才子快意之余，用严谨和真诚沉淀出“大自在中的大庄严”，每一字都有缓慢而深厚的积累在彼端，厚积薄发，流水不争先。我相信，这部作品对当代文坛的疗伤之效，要远大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妖娆和精美，从而在文人读书笔记的前端和侧翼，开拓高妙而恢弘的天地。
但总的说，2010的李敬泽让我感到孤独和忧伤。数年前，朱大可高调宣称与文学离婚，2010的李敬泽，通过《小春秋》，通过“李书记”，正面和背面都透出一种信息：他正在暗暗地与文学离婚。
2010年8月3日
朱文颖正在写一部长篇，题目也许叫《南方》，也许不是，内容可能跟南方有关，也可能无关，我不知道。迄今为止，这是一个谜。谜分两种，一种是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比如人死了有没有魂灵，李白是不是真的能一席喝下三十斤香醇。凡此种种。一种是谜底确凿、坚固，只是被黑色的复杂的炫目的遥远的深奥的、有时又恰恰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机关阻隔着，你一时无从知道，但终归是要知道的。比如你的命数有多长，在遥远的星辰之外有没有外星人，等等。无疑，朱文颖关于“南方”的谜属于后一种。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内，所有没有完成的事都将被完成。那个中午告诉我，《南方》已经怀胎十月，有关它的秘密不久即将揭晓。
那个中午，我知道了在一个月内连吃三次河豚带刺的皮可以根治经久不愈的胃病，评论家王尧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大意是：一个叫X的人坐在明亮的河边，他的屁股下面垫着一层阳光……这当然是耳朵听到的。那天中午，我的眼睛还看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长得还算伶俐的服务生捧着茶壶从林建法背后走过时，竟毫无征兆和原因地扑倒在坚硬的地砖上，脆弱的茶壶似乎知道落地会叫它粉身碎骨，所以死死地抓住服务生的手，只是壶里滚烫的茶水凭借着速度的力量，水箭四射，甚是放肆。总以为，茶壶都完好没事，人更不可能有事，她正当妙龄，腿脚想必是够灵活的。殊不知，她居然动弹不得了。剧烈的疼痛把她变成了废物，最后不得不几个人把她悬空地架走。我们都注意到，她被架走时，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似乎以后她再也不能落地行走。这件偶发的事所蕴含的意味，似乎是很多小说的追求（主题）：偶然改变一切。换言之，这件事具备浓厚的“小说性”。也许是触景生情吧，朱文颖向我们谈起她已经耕作多时的小说，就是《南方》。
谈也是泛泛之谈，比如书名、什么时候开始写的、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她认真地问我，《南方》这个书名怎么样。我无言以对。像人名一样，书名的重要性可以无限夸大，也可以无限缩小。在我看来，取《南方》这样的书名，有如给人冠名“国庆”、“长江”、“丽丽”一样，体现的是一种无视其重要性的劲头。这也没什么错，只是——既然无视，其实可以不征求意见。我这样想着，牙关就咬得更紧，但思绪却十分活泼……一本只有书名没有内容的书，有时比一本内容翔实的书还要吸引我。我开始猜度书的内容，是过去时，还是现代时？是言情的，还是说理的？是《高跟鞋》的后伐，还是《繁华》的挺进，还是纯然崭新的开辟？诸如此类。包括现在，我都一直在想。
这当然很无聊，而无聊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无法简化的形式和内容。我知道，我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我还知道，问题首先出在我的内部，精神深处。我并不年老，却已经开始过老年人的生活，不爱出门，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我耽守在家，满足于空洞的玄想和抽象的占有。可以负责地说，我每天至少有一两个小时是在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中度过的。这是一种单人游戏，需要技术和一点病态心理。时间长了，我发现我有个奇特的才能就是：我可以与虚无进行交流，并从中找到源源不断的乐处。《南方》对我来说是虚无的，因为一切都不确定，我的乐处在于把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下来。这是一场有趣的战斗，我明显处于被动一方，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舍得放弃，采取从局部“歼敌”的战术。于是，我放弃对《南方》诸多方面的猜度，只专注于对女主人公的“局部研究”。在经历了一定的可想而知的空白之后，我有点惊异地发现，一个小如瞳孔的黑点突然出现在白茫茫的远方。令我幸福的是，这个黑点在增长，在放大，仿佛从沙漠深处向我走来。这是个小小的胜利，预示着我最后的彻底的胜利。现在，这个黑点已经变成一个有音容笑貌的血肉之躯，性别为女——这是当然的，因为是《南方》的女主人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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