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是我留下记忆最多的城市，有点初恋的意思，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真诚而刻骨铭心，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应该说，在那里我和向前本来是最好相识的，机会很多，条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容易反而会变得困难，因为近反而会变得远。在我老家，有一句专门针对这种现象的俗语，用土话说跟成语一样精练又有音韵，但转换到普通话语系里，成语的感觉荡然不存，剩下的只有一点意思：住在码头边的人最容易搭乘不上轮船。这句话像一把骨头一样丑陋，我简直难以相信它是从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袭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语中转译过来的。这也是我在文学之旅上的困难，我祖辈的智慧和精神难以顺利地抵达大众的心灵。几年后，我在《青年文学》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说，也许是他最后一篇小说，标题记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么的，写的是一个傻子抗日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极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语。就文本而言，我相信这小说已写到极致，但就文学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学本质出现了某些背离。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危险和可怜的处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就是：想让文学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后我决定放弃多年的努力，我相信这种放弃是正确的。说真的，小说《地枯》让我看到最多的是挣扎，写作的挣扎，阅读的挣扎，包括长此挣扎下去可能有的好下场。显然，《地枯》成了我照见向前的镜子，也成了我照见自己未来的镜子，那样子让我感到不对头，因此我也就有止步回头的愿望。今天，我多少懂得“挣扎”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作家本人包括他创造的人物的内心是可以挣扎的，挣扎得越充分越好，挣扎是表现，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这一切的文字：语言，叙述，是不能挣扎的。叙述上的挣扎会让读者的心乱跳起来，人物和故事的镜面也会由此分裂。可以说，《地枯》让我提前几年结束了疾病般的写作。这时候，我尚未认识向前，但他比许多我认识的作家给我的还要多。这也应了一条文学定理：一个作家很难从另外一个作家身上或生活里得到什么，只能从作品、从文字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变万化的。
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情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他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写评论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讨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面，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法声音明显变弱，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和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交情纯属虚假。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之际，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是向前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精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着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时间是1989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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