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感现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现在的年代太喧闹，太生硬，太虚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糙……我们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们追求物质和更多的物质。我经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梦想比现实更永久，轻盈的内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当你和林黛玉与贾宝玉们一起相处一阵后，你也许不禁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去结识一位作家，去打开一本书，那里也许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妻子不会做梦而离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万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现在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他去世了，尸骨埋在瑞士日内瓦的墓土里，灵气也许会随风飘荡，漂洋过海，飘到我们身边，他就是被世人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他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和小说家。现在我们来看他一首诗，这一首题名叫《一个萨克森人》，是这样写的：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我认为，这几句诗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了一个神奇、伟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深信你们一定会发现——找到——一个形象，一个故事，一种意味，甚至是一句话，能让你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暂时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找回自己做梦的权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最终它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失去也是得到——创作谈：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有些工作也是坐牢，像《暗算》里的几位主人公：瞎子阿炳、黄依依、陈二湖、“老地瓜”……他们或终日滞留在大山深处，或长年浪迹四方。滞留的如困兽，浪迹的如游侠。游侠也是困兽，因为他们的内心极不自由。很难想象，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以“国泰民安”为终极目标，但工作本身具有的保密性，又使他们自身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甚至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他们抛妻别子，埋名隐姓，为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绞尽脑汁，“暗算”他人、他国，然而最终自己又被粗粝的世俗生活“暗算”了。生活对他们不公，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特别的命运。因为生活在一个禁锢的、扭曲的、变态的世界里，他们的命运里总是有太多的特殊，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问题，以致最后连一个正常、健康的生存权都可能要失去。
失去也是得到。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尊敬、爱戴、想念、颂扬、鲜花。《暗算》在新浪读书频道连载时，我注意到，在读者留下的一大堆评论中，有一个声音似乎显得特别坚定而又响亮，这就是：人们在为他们感动，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祈祷。我知道，时代确实在变，日新月异地变，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有些价值，有些目光，是恒定的，永世不变的。从理想的角度说，我写《暗算》的用意就是想找到，或者建立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这些目光。
2003年7月15日
形式也是内容——再版跋：《暗算》火了！因为电视剧。
都说，这对小说《暗算》是个好事，可以多卖书，多挣钱了。但我认为，也不尽然。其实，小说《暗算》和电视剧《暗算》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主动是因为电视剧天生和小说不是一回事：小说要的是个性，电视剧要的是大众。我在单位是个专职的电视剧编剧，我很知道从小说到电视剧必须要完成什么，那就是向大众靠拢，要加增媚俗化的煽情和戏剧冲突（为什么有些小说家不愿涉足影视，我想原因就在这）。被迫是因为当决定做《暗算》电视剧时，小说《暗算》的第三部，即“捕风者”，已被其他影视公司买走电视剧改编权，现在的捕风者故事是根据我另一部短剧《地下的天空》改编的。小说《暗算》有五个独立的故事和人物，现在的电视剧其实只用了当中两个，即《瞎子阿炳》和《有问题的天使》（即黄依依）。总之，电视剧《暗算》不能替代小说，虽然是我自己改编的——正因为是我自己改编的，我心里更明白，只有小说才真正代表我。所以，说到《暗算》，我总是有点偏执地说：看我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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