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互无好感的人，因他们思想中的“左”的共同点，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鲁迅，那是完全无奈的，因为已无法抗议了。
在郭沫若，却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于自我证明，后来出于趋利避害的“明智”。
鲁迅的“左”是由衷的、刚烈的、宁折不弯的，无丝毫取悦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极其鄙视利用的勾当和情愿被利用的伪态。
所以鲁迅在人格上与许多别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左”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鲁迅之“气象”，宝贵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终结于中国某些70年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了；不那么可取的方面，却反而似乎成了后人身上的“基因”现象……
三、相对于鲁迅，胡适一向被大陆的历史定义为近代以降“右翼”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这么定义自有其道理，因为连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都不曾是过一日，并且一向“效忠”于国民党。
确乎，在国共两党之间，胡适是选边站的。
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却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陆，那么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选择去了美国，于是上了“战犯”名单，且排名极为靠前。
姑且不论他的政治立场选择之对错，单论其历史作用与人格美点，我以为周、胡二人身上实在是有诸多相同之点。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那么胡适就不是了吗？肯定应该说更是的吧？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汉字能在中国较容易地达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以现代汉字创作出越来越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能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人人读起来轻松流畅的中文读本，是不是应该对胡适心怀感激呢？
那在当年也是一件骂声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对千夫指，甘为孺子牛”呢？只不过他做得相当淡定，未曾“横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与志同道合者们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党派、阶级，功在国家与民族的。
胡适是有奴颜和媚骨的吗？
当然也是丝毫没有的——他与蒋介石之间一向以诤言、逆言平等讨论问题的自尊自重的态度，足以说明此点。
他虽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于“国统”时期，一再大声疾呼民主、法制、言论自由、人权平等，难道不也等于是在不遗余力地传播进步思想吗？
与鲁迅的四处树敌相反，胡适是团结每一个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连瞧着他大不顺眼的辜鸿铭，他也不愿与其真的形成交恶关系，而且最终辜鸿铭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团结了——因为辜鸿铭在他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坏人。
当时及以后曾有某些人士贬损胡适“是个大乡愿”，在我这儿，视为“訾嗷”蔡元培的同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我认为此评恰当，毫不过分。
但我更喜欢徐复观评胡适的——“一个伟大的书生”。
此“书生”在社会学的主张方面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但又与坚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的两位高级领导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友谊深焉。
他之反对暴力革命纯粹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而非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李、陈二位逝后，他将对他们的真挚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书上。
他“书生”到写信劝毛泽东解散共产党的武装，以不流血的参与议会斗争的方式对抗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一党专制，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当然是天真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不流的只会是国民党的血，许多共产党人却肯定会肝脑涂地。
他也很反感蒋介石搞党天下，反对“剿共”，认为共产党当然不是“匪”，而是国民党的公开的，有政治纲领、组织系统和军队的“政敌”而已；所以国民党不但应该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还应划分给共产党至少一个省，任其搞共产主义试验——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权力效仿。
因为他是一个影响力“伟大”的书生，而且又是由于真性情驱使的真天真，国、共两党才都不忍心灭他。
他也真的愤慨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才纷纷投奔共产党，拿起枪来反抗！”
他也会天真得相信谣言，见报上说共产党入川后“大开杀戒”，致使几十万人头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国民党拯救四川，“该出手时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当了，复而对共产党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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