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纂前二十四卷时，实际上我们也是有一个编纂原则的，只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加以说明。现在继续编纂，我想把原则明确提出来，略加说明，我的原则是四个字，两个概念：求全，存真。
所谓求全，就是把过去七十年来所写所译的东西尽量收集齐全，不遗漏一篇。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又经历了几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时代，再加上受自己天资的限制，所写的东西不可能完全都是好的。观点，包括政治观点在内，不可能完全都是正确的，而且政治观点的正确与否完全是相对的，绝不是绝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写的文章怎么能一贯正确呢？古代文人到了晚年往往自订文集，殚精竭虑，选精拔萃，把自己一生的文章仔仔细细地审查一遍，把自己不满意的全部删除，只留下自己认为满意的若干篇编为文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听说当年也有一些文人，到了晚年，自订文集采取上述的古人的原则。这种做法，我期期以为不可，这有点欺骗读者的嫌疑。我最讨厌说，什么是什么的上帝，但我现在不得不说“读者是作者的上帝”。上帝是不能、不应欺骗的。自己的一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赤裸裸地摆在上帝面前，由上帝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能够得到点有益的东西，这是唯一的正道。
其次谈存真。存真是不删改文章，与求全的不删掉文章密切联系。除了明显的错别字外，一律不改，特别是对于年青时的作品更不想用今天八九十岁的水平来加以篡改，不能让年青的脸上于思于思，以假乱真。对某一些引证的错误，我也主张，除了加注纠正外，也一律不加改动。鲁迅《阿Q正传》第一段对《赌徒别传》的作者就引错了，但他并不改正。我想效法鲁迅。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其意义就在于示人以本来面目，不加伪装，不加藻饰，让读者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以决定去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所共喻，古有明训。我想说几句近似开玩笑的话。坐在圣庙里的圣贤，其塑像无不威仪俨然，他们生时却有威仪俨然的时候，但也有不是这样的时候。古人说：闺房之内有甚于华眉者，我们的圣贤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吗？
编纂的办法，上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在编纂《文集》最后八卷时，主其事者是我的长期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高鸿博士。他们留心收集原稿，精心加以编排，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参加的话，这后八卷是出不成的。我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周榕芳社长、杨鑫富副社长、吴明华编审有远见卓识，在出完了二十四卷以后，又继续出版这后八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对他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2000年3月20日
几年前的一段亲身经历，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如在目前，然而其中的一点隐秘，我却始终无法解释。
患了老年性白内障，要动手术。要说怕得不得了，还不至于；要说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也不是事实。坐车到医院去的路上，同行的人高谈阔论，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一点也不想参加，我静默不语，在半梦幻状态中，忽然在心中背诵起来了苏东坡的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默诵完了一遍，再从头默诵起，最终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默诵了多少遍，汽车到了医院。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我为什么单单默诵东坡这一首词，我至今不解。难道它与我当时的处境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
在医院里住了几天，进行了细致的体验，终于把我送进了手术室。主刀人是施玉英大夫，号称“北京第一刀”，技术精湛，万无一失，因此我一点顾虑都没有。但因我患有心脏病，为了保险起见，医院特请来一位心脏科专家，并运来极大的一台测量心脏的仪器，摆在手术台旁，以便随时监测我心跳的频率。于是，我就有了两位大夫，我舒舒服服地躺上了手术台。动手术的右眼虽然进行了麻醉，但我的脑筋是十分清楚的，耳朵也不含糊。手术开始后，我听到两位大夫曼声细语地交换着意见，间或还听到了仪器碰撞的声音。一切我都觉得很美妙。但是，我又在半梦幻的状态中，心里忽然又默诵起宋词来，仍然是苏东坡的，不是上面那一首，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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