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你们各位观察的角度不同，但都说到了点子上。我综合一下，那就得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佛教既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传播上的重大缺漏，又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内容上的重大缺漏，它的进入，是必然的。
但是，这毕竟是人类两大独立文明之间的磨合，有一段时间，“磨”得相当费劲，“合”得颇为艰难。这个过程，我们如果放开讨论起来，话题又多又复杂，会耗费太长的时间，那就让我匆匆概括几句吧。
我想大家都听说过中国自北魏太武帝开始曾出现过几次“灭佛”事件。由于事情由朝廷发起，对佛教造成的伤害很大。有些历史学家过于强调了道教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那对道教是不公平的。道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宗教，它的创立和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几乎同时。道教既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又有广阔的民间背景，一开始就有不小的社会号召力。在统治者眼中，道教很容易与黄巾起义这样的农民运动连在一起，因此也曾受到统治者的禁锢。到两晋时期道教重新有机会兴盛时，佛教已经非常壮大。这就产生了两种宗教之间的对立情绪，那个太武帝就由信奉佛教转而信奉道教，又怀疑佛教与农民起义有联系，就下了禁佛令。其实，后来统治者的灭佛、禁佛，有时又是与打击道教同时进行的，常用的理由是僧、道人员太多，作为一个庞大的非生产人口而成了社会负担。
佛教在文化上遇到的真正对手，是儒家。佛教的“出家”观念与儒家所维护的家族亲情伦理严重对立，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了。按照佛教的本义，这种抱负是应该看空、放下的。由此可见，儒家不是在具体问题上，而是在“纲常”上，无法与佛教妥协。而且，从孔子开始，儒家对于尧、舜、禹、夏、商、周时代的王道多有寄托，而那时候佛教都还没有传人。哪个皇帝的灭佛命令，到太子接位就能废除，但儒家的纲常却很难动摇。你们都读过的韩愈的《谏佛骨表》，就是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基本立场在对抗已经很强大的佛教。
这场对抗的结果如何呢？大家都知道，既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也没有出现你死我活之后的重大湮灭。佛教进一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而儒学也由朱熹等人从佛教中吸取了体系化的理论构架之后完成了新的提升。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优点，显现得非常大气。
现在，事情又回到了我们谈话的起点，佛教究竟凭什么在中国形成这么大的气候，最后还融入了中国文化？
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西天梵音》，你们也许已经看到。我找了四个答案——
第一，别的学说虽然也会涉及人生，却不会集中地关注人生。只有佛教全部聚焦于人的生、老、病、死，研讨如何摆脱人生苦难。表面上看起来，关注人生是小事，大事是朝廷社稷、征战胜败、门庭荣辱。但佛教坚定地认为，那些都不重要。结果，反把最高贵的人和最低微的人拉到了一起。
第二，佛教经典很多，教义很深，但基本立论却干净利落、鞭辟入里，不像其他学理那样绕来绕去说不透彻。例如，佛教断言人生是苦，苦因是欲，灭苦之途是建立“无我”“无常”的觉悟……这种痛快劲头，让大家觉得醍醐灌顶。
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确，为人们显示了参与规则。乍一看，戒律是一种阻挡，其实就像栏杆、篱笆、围墙，反而成了它切实存在、可以进入的证明。相比之下，要成为儒家的“君子”只能意会，好像没有障碍，但要步履清晰地拾级而上，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第四，佛教有一个严整而可以辨识的弘法团队，他们有序、集中、大体统一、代不绝人，成了佛教教义的人格示范。
以上这四点未必准确，却来自于我的切身体验。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生在浙东农村，那时一片兵荒马乱，盗匪横行，走再远的路也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因此，也丝毫不存在现在不少文化人幻想的那种人人都懂得《论语》和《三字经》的景象。唯一的文化缆索，就是小庙、袈裟和天天念经的妇女。她们读不懂佛经，但从僧侣们的行为中知道了一些基本佛理和戒律，由此觉得有了依靠和指望。而她们作为当家人，又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个村庄。我的这个记忆，大体可以说明佛教在辽阔土地上的超常生命力。
供你们参考。
余秋雨：魏晋南北朝的各种文化现象，单看起来自成气候，但在我们讨论的序列中，却只是通向大唐的台阶。我们在欣赏它们的同时，也从北方的群山和西部的沙漠中寻找着构建大唐的秘密，分析着唐王朝的血缘脉络。现在，唐朝就在眼前了，我们终于攀登到了一个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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