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分享神秘的状态中，——即回到人类的而不是个别作家的生活经验上（个人的凶吉祸福不算在内，这里只有人类的安危），我们才能够发现艺术创作和艺术效果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虽然都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但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所有的人的原因。
《心理学与文学》
也许谁也不能否认，这段论述是近代世界艺术观念发展历程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荣格把弗洛伊德所注重的个体心理扩展到种族心理，同时又把种族心理看成是代代相传的沉淀物，这就使深层心理获得了空间和时间上的两度开拓，从而保证了这种深层心理的社会历史价值。
荣格十分看重这种集体深层心理的原始发生，把它在后世的呈现看成是一种“原型”的展开。荣格为“原型”下的定义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普遍意象”。他认为，这些意象有可能出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脑海里，细细追索，甚至还可以与神话相联系，与祭祀仪式相近似。
荣格的理论让我们不得不又一次联想到本书开头论述艺术本性时提到过的“人心之通天”的说法。“人心”在深刻层次上与自古以来的神话和祭祀相通，那也就是与“天心”相通了。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学说挖开了人心中隐潜的“自然”，从而与培根所说的定义呼应，那么，荣格显然大大推进了一步，把人心中的“自然”与天地间的永恒“自然”合成一体。至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探讨的艺术本性，又深了一层。
黑格尔很早就提出过“普遍性意蕴”的命题，已经包含着由“自然”上升到“天心”的意味。他在《美学》中系统论述了任何创作如要企求有更大的生命力，就必须克服“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力求在内在意蕴上贴近绝对理念，临照更广阔的时空。历史的速朽性现象不应多加流连，世界的外部情况，不必过于迷醉。黑格尔这些论述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庸常人众总是目光短浅地沉迷于一些不重要的外象，尤其在艺术创作领域，流连眩目的速朽性因素的现象太泛滥了。但是，黑格尔的论述也会给我们带来创作上的困惑。因为“普遍性意蕴”毕竟太抽象了，既不能把握它的数量，也很难把握它的内容。
对集体深层心理的开掘使我们懂得，艺术的普遍性意蕴应该在自己和同胞的心灵深处去探测。就像歌德探出个浮士德，就像尼采探出个查拉图斯特拉，我们的心灵只有在地层深处才能发现使千万人一起震撼的似有“天心”下颁的形象图谱。
荣格说得好，不是德国人写不出《浮士德》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同样的道理，不是美国人写不出《老人与海》和《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仅仅写了一只海鸥，写它如何超越同类、超越自我、超越物欲、超越共认的生理心理能力而振翅高翔，成为一只不可思议的神鸥。作者理查德·贝奇在扉页上写道：“献给生活在我们大家心中的真正的海鸥乔纳森。”广大美国读者果然就像当年争读《老人与海》一样，在《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中寻求着一种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心理体验。
1968年12月10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以日本平安时代几位诗僧的作品，集中阐发了日本民族在审美领域的深层心理结构。这是一个聪明不过的演说辞，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川端康成的艺术之道。纵观他的那些作品，确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触摸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同样，我们也能从电影导演黑泽明身上看到对日本民族深层心理的成功体现。有人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民族风格”，显然是把事情说小了，也说浅了。川端康成和黑洋明大量吸收了现代西方艺术的表现形态，并没有拘泥于表层民族风格，但人们通过这些非民族的形态仍然看到了民族深层心理。有的艺术家相反，外层的“民族风格”搜集了不少，但深层精魂却是浅薄模糊的，与川端康成和黑泽明构成了对照。
印度的泰戈尔很少采用印度的古典方式写作，有不少作品直接是用现代英语写成的，但是，一个由神奇悠远的历史、独特厚重的宗教凝结成的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却深切地流泻在他的诗篇中。东方艺术，总以它们对东方民族深层心理的叩发来面向世界的。今后一切堪称伟大的东西方艺术都将是这样。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能否触摸集体深层心理，常常成为一个艺术家和一部作品能否获得广泛社会感应的重要标尺。在现代，这支标尺更为有效。以我国现代作品为例，鲁迅的《阿Q正传》的巨大影响，正在于它空前地体现了一种集体深层心理，使许多中国人本能地感受剑自身心灵深处的影子。把阿Q局限在雇农阶层队伍中，或局限在辛亥革命前后，显然是大大低估了这个作品的价值。就鲁迅本意，也可能是从辛亥革命的教训出发的，但正如荣格所说，作品大于作家，鲁迅在自己的创作目的中不知不觉地溶入了自己长期体察、历史郑重交付的近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图谱，因而使作品的实际重量大大超过了创作意图。人们很可以像荣格说《浮士德》只能出自德国人歌德之手一样，说《阿Q正传》只能出自中国人之手，而且不妨模仿荣格的口气说，不是鲁迅创造了阿Q，是阿Q创造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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