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农村放电影是一件麻烦事。首先要运过来一台小小的柴油发电机，嗒嗒嗒嗒地响着，试试停停，停停试试。然后就是悬挂银幕，电影放映队问村长挂在哪里，村长说要问笃公。笃公义不容辞，指挥他们在我家堂前门口的场地里悬挂，一边系结在槐树上，另一边系结在屋檐间。笃公东看西看还是不放心，与我妈妈商量，能不能让他上我家的二楼，从楼窗上看看银幕悬挂的情况。
妈妈当然同意，笃公在我家楼窗口，指挥着银幕的悬挂。
那夜的电影，对我们村，是一种巫术般的降服。这里的农民好像全都中了邪，满脑子全是那些黑夜白布上会动会唱的大头人影。七仙女、天仙配、董永、黄梅戏，这些都成了全村的口头语，从老太太到小孩子都随口说。
那天晚上放映电影的时候，月亮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当月亮钻进云层时，银幕的图像就清晰；当月亮出来的时候，银幕就模糊。农民都是第一次看电影，以为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属于正常，但祖母和妈妈都在上海看过电影，知道毛病所在，便经常抬头看月亮。
突然，祖母捅了妈妈一下。妈妈转头看祖母，再顺着祖母的目光看去，发现月光下，我家隔壁的楼窗已经打开，一个白色的人影隐隐约约。
妈妈立即领悟，笃公为什么要争取电影到村里放映，为什么到我家楼上查看银幕。
妈妈和祖母天天晚上都在竖耳谛听。她们估计，这些天隔壁的夜半歌声会改成黄梅戏《天仙配》。但一直没等到，不仅《天仙配》没有，连以前经常唱的越剧《碧玉簪》也没有了。
终于，半个月后，当几只乌鸦奇奇怪怪地叫过一阵之后，一种轻轻的唱曲声在黑暗中响起。这声音比以前温柔得多，唱的就是那天晚上看电影时钻到每个人耳朵里的那一段：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随手摘下花一朵，
我与娘子戴发间。
从此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笑着对我说：“你天天给人家写信，顺便也给安徽的叔叔写一封吧。问问他，黄梅戏在安徽是不是人人会唱？他下次回家乡来，能不能教教村剧团？”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这是我第一次给叔叔写信，不久就收到回信，叔叔说，那个演七仙女的演员叫严凤英，由于这部电影，在全国出名了。他说他自己没学会唱黄梅戏，能唱几句的还是越剧。
祖母听我读完叔叔来信，笑着说：“不会唱黄梅戏也应该多回来看看。我们住在乡下没什么不好，就是太冷清。”
一场电影使祖母又想念起了上海。她从不在村子里串门，对邻里间的事情毫无兴趣。不管在卧房还是在厨房，她总是长时间地看着北窗外那条新修的公路。
外公每隔几天会来一次，祖母一见就问：“有没有外面来的消息？”
外公说：“我也是想来问消息的，志敬来信没说起？”
两位见过大世面的上海人，实在是感到寂寞了。
上海终于有消息了。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妈妈宣布：上海的姨妈要带着儿子到乡下来探亲！
这个消息让外公、外婆、祖母、妈妈都紧张了，大家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位遭遇了不幸的亲人。
姨妈的不幸，大家毫无思想准备。
姨妈嫁入豪门后，自从生下了宝贝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应酬很多，非常繁忙。只有偶尔坐着雪亮的法国汽车驶过安定盘路朱家的老房子时，才会突然梦醒似的想起已经到了乡下的父母和妹妹。这时，她会快速从手提包里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泪花，再打开小镜子补妆。
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王家的境遇不错，但姨妈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却是麻烦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战争，加上三年国共内战，中国的元气大为损伤，这在上海看得最清楚。在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政权从上海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当时全中国的绝大多数黄金，还派飞机到上海来轰炸，炸了自来水厂和发电厂。这还不算，更严重的是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彻底封锁中国，这对上海这么一座原来的国际商贸大都市而言，等于是抽筋断脉。表现在外面的图像是，工人大量失业，物资严重匮乏，处处需要抢救。
掌权不久的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看出来了，物资匮乏的问题与一批大老板的“囤积居奇”有关，应该采取行动。
王家的家长，也就是姨夫的父亲，进入了首先要采取行动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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