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听她这么说，头顶就像被浇了一桶泥浆。怎么？你儿子点了我儿子第一把火之后，自己也遭了殃？你那么多年还在怀疑我儿子揭发了你儿子？这世间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个老练女人看另一个女人的眼睛判断，吴阿姨没有撒谎。
面对这么一个老姐妹，该是从头向她说明余家受她儿子伤害的真相，还是该抱住她大哭一场？祖母没有选择这两项。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连吴阿姨也没有听到，她只是吐给自己听。
老太太们在交流着过去这些年的奇怪经历。说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没有停的意思。
突然吴阿姨高声说：“现在总算听出来了，每个人家都被别人揭发了。那么我要问一句，我们这些老婆子为什么怕揭发？干瘪了的茄子难道还怕霜打？”
这个问题立即使屋子里一片安静。
吴阿姨的声音低了下来：“这事我想了好几个月，后来想明白了，是为了儿孙的名声。”
“太对了！为了儿孙的名声！”一位老太太在应和。
“现在好了，那些政治历史帽子一笔勾销，谁也不用怕了。”这又是吴阿姨的声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轻人可以出国留学了。这两个月，我儿子阿坚一直反对孙子吴杰到美国留学，倒是我坚决支持，这事才成。”
我听了一笑，原来我中学的老同学吴杰也要到美国留学去了。近半年来我周围的人几乎都在忙着出国留学，但按吴杰的年龄，大概不是去读本科，可能是读博士学位，或者做访问学者。
半天没说话的海姐终于开口了。她说：“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样，孙子要出国留学，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这下祖母说话了，一开口就高于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说：“我知道原因。我们这批老婆子，年轻时在上海都知道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到了儿子一辈，中国和外国互相封锁，就不知道了。现在封锁解除，是该由我们把断线接上。”
海姐说：“我家孙子不让我接。他说，出去后就怕不能为我送终，就决定不出去了。”
海姐说完，屋子里又没有声音了。
海姐总是这样让人不喜欢，她这么一说，好像别家孙子出国都不如她家孙子孝顺。而且，送终不送终的说法，在这么一堆老姐妹的谈笑间又是那么不合时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时间不早，我要去做晚饭了，大家散了吧！”
众老太起身下楼，没有了来时的欢乐。
祖母没下楼，一个人坐着。见我送完老太太们回来，就叫我坐在她身边。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国？也是怕不能为我送终？”
我说：“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不出去，是为了我自己。”
“怎么说？”祖母要我说明白。
我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吧。我们一直住在一个贫穷的村庄却无法离开。现在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可以离开了，二是村庄有可能变好了，祖母，您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祖母一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其实，这项苦读我在文革后期已经悄悄开始，现在可以公开、大方地进行了。我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
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说，我连一天“副教授”也没有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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