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情色讼笔。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随着他，“啃余族”全线活跃。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外，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已告别人世。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杨长勋教授没有说错。
其实不止是上海。妓女和口红的话题如此连篇累牍，全都凭借着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没有出现半句非议。在这种整体气氛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化人能够安适地生存下去。很多国家的华文读者都纷纷来信劝我移民，我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我与郭宝昆先生讨论过的“文化身份”，止步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
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
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
妈妈轻轻地抚摩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位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三十五年前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
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三十五年前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久，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
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
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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