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足取，于是维迦自己曾几次按照只有少数人领会的艺术来编写，但观众热心去观看的却是那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女人们大加赞赏的却是那些糟糕的东西。
既不情愿粗俗，也不情愿空场，但麻烦的是二者必居其一。最终，维迦宁可有负于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而决不有负于现代的观众。他以一个喜剧作家特有的顽皮口气说：
我编剧所按照的艺术是博取观众喝彩的人所制订的，因为既然是观众出钱，就应该向他们胡说乱道，讨他们喜欢。
请你们原谅，我只能服从有权力使唤我的人。
咱们西班牙人和艺术反正已经相去很远，咱们对艺术反正已经糟蹋过千百次了，这一次就请那些博学的先生们免开尊口吧。
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十分鄙俗野蛮，实际上却是在嘲弄那些与观众心理背道而驰的艺术法则，嘲弄那些目中无观众、自视清高超群的戏剧家。
那么，他是不是果真要舍弃一切艺术规则呢？当然不是。他要舍弃的只是那些与现实的观众不相容的东西。他说，他一写戏，就得把那些妨碍观众兴趣的艺术法则重重封锁起来，宁可让观众对其他人的剧本的赞赏声在耳边刺激自己。他甚至还要把古罗马喜剧家泰伦斯和普劳图斯的著作从自己的书房里搬开，免得这些古人从哑默的书里对自己大声呵责。不管多么令人尊敬的先辈，只要他们用过的艺术规则已经过时，那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取代。
以什么东西去取代它们？维迦的回答是：以自己摸索的与当代观众心理相符的艺术法则。这些法则在形成过程中每一步，都受到观众心理的制约。他举例说：
双关语和暧昧的措辞在观众里很受欢迎，因为每个看客总以为话里的涵意只有自己一个人懂。有关体面的事件更好，因为能使每个人都深受感动。美德的行为也受欢迎，因为美德是到处叫人喜爱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一个演员如果曾经在舞台上扮作叛徒，大家就非常厌恶他，甚至他要买什么东西，谁也不肯卖给他；如果一个演员扮演了忠贞的角色，大家就肯借钱给他，请他上门，甚至贵人们都尊敬他、喜欢他、访问他、款待他、欢迎他。
一切都从戏剧与观众的联结着眼，小至用语，大至主题，全以观众接受的程度、感受的情况为弃取标尺。由于维迦是一个著作宏富的剧作家，因此对这一点的论述要比贺拉斯更有说服力。
二、冲破时间限制
在维迦面前，戏剧的时间限制问题，也变得简单了。
请听听他这一段辞气鹰扬的演讲词：
不必理会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把事情限于一天之内，因为我们如果把悲剧的语言掺和在格调卑下的喜剧里，我们早已冒犯了他老人家。尽量把故事限在最短的时间以内，除非编写历史剧，事情须有几年的过程，那么，可以把经过的时间放在两幕之间的时间内，或者有必要的话，可以叫某一个角色在这段时间里旅行一番，这个办法内行人都不满意。不过谁不满意就别去看戏。
啊呀，有些人看到限于摹拟的一天以内的事却有几年的过程，他们画了多少次的十字呀！不过如果让摹拟的一天占去十足的一天，他们也不满意。西班牙人一坐下看戏，就指望在两小时内从开天辟地一直看到世界末日的审判，不然就怒不可遏。
维迦在这里非常明确地冲破了两种时间限制——剧情的时间限制和演出的时间限制。这也就直接地冒犯了亚里士多德和卡斯特尔维特洛这两个理论家。
既然不合理就不必理会，哪管他的名声有多大，这就是维迦的气魄。
维迦的优点更在于，他在洒脱的否定之后又随之以具体的艺术建议和真切的观众心理分析，使他的洒脱辅之以周到，使他的否定显得很有说服力。
在维迦之后，戏剧的时间限制问题还会复杂化，还会缠绕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但最后还是证明维迦的意见大体正确。
一个生气勃勃的多产剧作家，没有太多的理论负担，没有太重的传统压力，反倒更接近于归正后的理论，更贴合于消除传统压力后的真理本身。读着维迦的演讲词，人们似乎可以看见，他不仅是对着马德里学会的成员们，而且也是对着他当时看不见的后代古典主义者们在朗声放言，嘴角挂着不无讥讽意味的微笑。
三、“用真实来欺骗观众”
不相信过时的艺术法则而只相信观众，但维迦并不想去迎合那些不伦不类的鄙陋习气，他认为，真正能吸引大多数观众的，是真实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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