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叫“抱着孩子找孩子”。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她忘记了孩子就在自己的怀抱里，这是失忆的个人性；当所有看到这个抱着孩子找孩子的母亲的人表现出了集体的视而不见时，这就是失忆的社会性了。
埃斯普马克比我年长三十岁，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里，可是《失忆》像是闹钟一样唤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记忆，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证书的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这也是我喜欢《失忆》的原因。
我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书中的失忆者始终在寻找一个叫L的妻子（也许仍然是一个临时妻子），失忆者几乎完全忘记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头发垂下的样子”。在一本被撕破的护照上残缺的照片里，“只能朦胧地可见一绺半长的头发”。
女性的头发对我和埃斯普马克来说是同样的迷人。时尚杂志总是对女性的三围津津乐道，当然三围也不错。然而对于埃斯普马克和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女性头发的记忆比三围美好得多。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没有女朋友，当然也没有结婚，曾经在一个地方，我忘记是哪里了，只记得自己正在走上一个台阶，一个姑娘走下来，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转身时辫子飘扬起来了，辫梢从我脸上扫过，那个瞬间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辫梢，对于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颜色，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应该是我对女性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记了，毕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埃斯普马克让这个美好的记忆回到了我的身旁。
谢谢你！埃斯普马克。
还有你，万之，我的老朋友，你的译文棒极了！昨晚我和陈思和一起赞扬了你中文的叙述才华。二十多年前你从北京坐上火车摇摇晃晃去了挪威，然后又去了瑞典，开始了你远离中文的漂泊生涯。可是读完中文版的《失忆》，让我觉得你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我怀疑你在遥远北欧的生活是你虚构出来的。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这一天，纳粹党卫军在波兰的德罗戈贝奇对街上毫无准备的犹太人进行了扫射，一百五十人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只是德国纳粹在那个血腥年代里所有精心策划和随心所欲行动中的一个例子，无辜者的鲜血染红了欧洲无数的街道，波兰的德罗戈贝奇也不例外。死难者的姓名以孤独的方式被他们的亲友和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所铭记，只有一个人的姓名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去了法国、德国和其他更多的地方，一九九二年他来到了中国，被印刷在当年第三期的《外国文艺》上，这个人就是布鲁诺·舒尔茨，这位中学图画教师死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他可能是一位不错的画家，从而得到过一位喜欢他绘画的盖世太保军官的保护。同时他也写下了小说，死后留下了两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一部中篇小说，此外他还翻译了卡夫卡的《审判》。他的作品有时候与卡夫卡相像，他们的叙述如同黑暗中的烛光，都表达了千钧一发般的紧张之感。同时他们都是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卡夫卡来自布拉格；布鲁诺·舒尔茨来自波兰的德罗戈贝奇。犹太民族隐藏着某些难以言传的品质，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去议论。另一位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也承认布鲁诺·舒尔茨有时候像卡夫卡，同时辛格感到他有时候还像普鲁斯特，辛格最后指出：“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的深度。”
布鲁诺·舒尔茨可能仔细地阅读过卡夫卡的作品，并且将德语的《审判》翻译成波兰语。显然，他是卡夫卡最早出现的读者中的一位，这位比卡夫卡年轻九岁的作家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可能意识到别人的心脏在自己的身体里跳动起来。心灵的连接会使一个人的作品激发起另一个人的写作，然而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在另外一个作家那里得到什么，他只能从文学中去得到。即便有卡夫卡的存在，布鲁诺·舒尔茨仍然写下了二十世纪最有魅力的作品之一，可是他的数量对他的成名极为不利。卡夫卡的作品震撼近一个世纪的阅读，可是他没有收到眼泪；布鲁诺·舒尔茨被人点点滴滴地阅读着，他却两者都有。这可能也是艾萨克·辛格认为他有时候像普鲁斯特的理由，他的作品里有着惊人的孩子般的温情。而且，他的温情如同一棵大树的树根一样被埋藏在泥土之中，以其隐秘的方式喂养着那些茁壮成长中的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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