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耳光那么有力，以至于使婉儿向床上倒下，一手捂住一边脸，伏在床上许久未动一动。
猛响的关门之后，婉儿仍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许雁南端着一盆水回到宿舍时，婉儿不在了……
并不整齐的队伍陆陆续续离开校园。
大学永远是那么一种地方——只要有号召，拉双眼皮儿也可能成为一次行动。
一条由两个人高擎的横幅标语写的是——如果你留在这座城市，你将是共产主义城的主人！
“公社之歌”或曰“国歌”未能及时创作出来，以他们人人会唱的一首歌暂时代替：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都是龙的传人
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
祖祖辈辈是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睁开眼
永永远远不再彷徨……
也许，在他们之中，真正准备做“中国共产主义公社一号”第一代公民的，连百分之几也不到。即使那些今天晚上尤其表现得异常踊跃热情奔放热血沸腾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未必真正准备做这一“公社”的创始人。他们只不过是受着他们那种年轻人的间接性的冲动的驱使，认为今天晚上，在这座漂浮的城市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座漂浮的城市“上”，他们应该有不寻常的表现，不寻常的举动，做某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罢了。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倘这座城市本身很正常，而今天晚上是星期六晚上，他们则极可能是一场周末舞会的组织者。因为这座城市现在面临着归属性的选择，才启发他们心念电闪，想象丰富，决定喊出创建一座共产主义新城的惊世骇俗的口号，而不是更容易召集的一场舞会。他们热衷的似乎永远是自己的某些精彩的想法，是事情的开端，而并非事情的前途本身。也对成功的可能性毫无思考的兴趣。创建一座共产主义新城当然应该算是精彩之至的想法。一个堪称空前绝后的伟大的想法。伟大的想法大抵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极其严峻的时候产生的。在一般的情况下在一般的时候，伟大和平凡是不怎么能区别开的。他们的亢奋也因这座城市竟给予了他们一次激发伟大想法之电火的幸运的机会。他们是些很善于抓住机会的年轻人。一旦抓住了机会他们敢作敢为，敢喊敢叫，一往直前，并不打算将任何事情真正做到底。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多起来。他们也许果真有天才的头脑。但是那天才往往飘舞在天上。睡过一觉之后，明天早晨，他们自己就可能对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一“伟大”感到索然，却会在相当长久的一段日子里洋洋自得，满足于自己头脑中曾产生过一个怎样了不起怎样伟大的想法。于他们大学不过是一所特殊的幼儿园罢了……
更多的人对创建一座共产主义新城当然更不非常认真。尽管他们此刻追随的热情支持的态度是虔诚的。但是虔诚于今天的年轻人，并不是一种值得保持的可贵的东西。不错，他们大抵是些虔诚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但他们的虔诚如同蝴蝶对花儿的虔诚。而蝴蝶是从不对一朵花始终专一的。他们的虔诚也是既广泛又芜杂的。像蒲公英或芦棒，不管谁猛吹一口气，便如大雪纷纷。明天早上，假如有人号召为节约电而点蜡烛，他们会以和今天晚上同样的虔诚率先去买蜡烛。他们从内心深处想要成为虔诚的人。他们害怕自己也可能变得像某些人那样，对任何事情都缺乏热情都无虔诚可言了。于是他们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便是经常提醒自己对任何事情都要具有热情都要虔诚起来。而他们认为生活中值得虔诚的事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于是在他们看来，反而任何事情都有必要虔诚一次了。其实任何事情都未必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虔诚又是他们最不愿丢掉的东西。因而他们好比积雨云——只要与另一团积雨云摩擦，就闪电，就雷鸣，就下雨。但下过也就下过了。通常下的是阵雨。
“诃德诺夫同志”们一向视“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为宿敌。前者仿佛是天生负有批判使命的人。只管批评，不管别的。而后者的经常的感觉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管产生想法。所谓只管播种，不问收获。但是今天晚上，几乎所有的“诃德诺夫同志”们，都成了“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同路人。忧患现实批判现实早已使他们觉得不那么来劲儿了。他们做同路人，是准备随时对“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许诺的未来表示忧患，并随时批判后者“播种”过程中的一切失误。他们是些“别有用心”的同路人。他们只想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走到他们认为可以进行无情批判的那一岔路口上，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一通之后分道扬镳再去忧患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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