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扯得太远了。我无非是想说，我从厌恶给人做序一直发展到做起来，而且还做了不少，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有点糊涂。我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严格说来，是不是就想忏悔而要悔过自新呢？决不是的，我一点那样的想法都没有。如果现在有人求我写序，我立刻就会答应的。
“你这不是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读者或许要这样问，我在这里必须解释几句。回想我写每一篇别人要我写的序时的心情，检查一下我为别人写的所有的序，有一点是可以告慰于自己的：我没有作违心之论。序中可能有一点废话；但是决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对于每一本要我写序的书，我也尽量避免使用溢美之词。总起来看，我对书的评价总算是实事求是的。因而，尽管我走上这一条路有点迷惑不解，但是我决无内疚之感。
“你现在把你的序跋拿出来出版给别人看，难道就是仅仅因为里面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吗？”读者或许又要这样问的。我曾再三考虑过出版不出版的问题。有几度，我曾打过退堂鼓，不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出版。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拿出来出版。原因何在呢？仔细想来，原因是颇多的，而且也颇复杂。上面说到的那种情况，仅仅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最近几年来，我曾听到几个年轻人（其中也有我过去的学生）说，他们颇喜欢读我写的序跋文字。听了以后，我心里不禁漾起一点喜悦之意。我原来以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写东西的甘苦别人未必知道。现在居然有人知道了，我的喜悦不是很自然的吗？即使内心深处有点沾沾自喜的意思，难道还有人像过去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要我“斗私批修”吗？既然如此，我索性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公诸同好，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里讲的序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恐怕不但我自己不那么喜欢，别人也未必有嗜痴之癖专门喜欢那些东西。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即使是在这些文字中，我也总是说了些实话。这些实话，不管多么肤浅，毕竟是我的一得之愚，对人也未必没有好处，没有启发。用现在的说法，考虑到社会效益，也许还有点积极的东西，至少不会放毒。总之，我决心把我自己喜欢的文字，连同不那么喜欢的文字，集成这样一个集子，送到读者面前。个别词句有一些改动。古人形容出刊不应该出刊的书时常用“灾祸梨枣”这样一个词儿，我这个集子是不是灾祸梨枣呢？但愿不是这个样子。
印度人民是十分富于幻想力的。从很古的时代起，他们就创造了不少既有栩栩如生的幻想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神话、寓言和童话。
在最初，这些寓言和童话大概都是口头创作，长期流传在人民中间。人民喜爱这些东西，辗转讲述，难免有一些增减，因而产生了分化。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学派，都想利用老百姓所喜爱的这些故事，来达到宣传自己教义的目的，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同一个故事可以见于佛教的经典，也可以见于耆那教的经典，还可以见于其他书籍。佛教徒把它说成是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耆那教徒把它说成是大雄前生的故事，其他的人又各自根据自己的信仰把它应用到其他人身上。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搜集这样的寓言和童话的书籍，比如月天的《故事海》、安主的《大故事花束》等等，都是很著名的，都是一直到今天还为人民所喜爱的，也都流传很广，被译成了许多语言。
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却不能不说是《五卷书》。
按照印度传统说法，《五卷书》是《统治论》的一种。它的目的是通过一些故事，把统治人民的法术传授给皇太子们，好让他们能够继承衣钵，把人民统治得更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帝们就让人把人民大众创造出来的寓言和童话加以改造，加以增删，编纂起来，教给太子们读。《五卷书》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因为时代久，流传广，《五卷书》的本子很多。原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推断。在印度，在尼泊尔，都有不同的本子。西方梵文学者根据本子的繁简，还分了“简明本”、“修饰本”、“扩大本”等等。所谓“修饰本”是1199年一个耆那教的和尚补哩那婆多罗受大臣苏摩之命根据已有的一些本子编纂成的。补哩那婆多罗虽然自称“逐音节、逐字、逐句、根据每一个故事、根据每一首诗”把《五卷书》校阅了一遍，但是，事实上，他增添了不少的新东西。这个本子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我们现在的这一部汉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译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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