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曾答应虎文，也要帮一点忙。但这只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连自己也是颇有点渺茫的。自己在这里念了6年语言学，念过纪元前1000多年的《梨俱吠陀》，念过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念过佛教南宗的巴利文经典，中间经过阿拉伯文的《可兰经》，一直到俄国的普希金、高尔基。但儿童文学却是一篇也没念过。不过，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印度，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寓言和童话国。有一些学者简直认为印度是世界上一切寓言和童话的来源。所以想来想去，决意在巴利文的《本生经》（Jātaka）里和梵文的《五卷书》里选择最有趣的故事，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幻想，用中文写出来，给中国的孩子们看。我所以不直接翻译者，因为原文文体很古怪。而且自己一想到自己读中文翻译的经验就头痛，不愿意再让孩子们受这不必要的苦。
但我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野心，我的愿望只是极简单极简单的。自己在将近20年的莫名其妙的生活中，曾一度忘记自己是孩子过；也曾在短时间内演过几千年演下来的悲剧！后来终于又发现了自己：这对我简直是莫大的欣慰。同时老朋友又想在这方面努力，自己也应当帮忙呐喊两声。现在就拿这本小书献给西园和虎文，同时也想把我学校里那间很低而且幽暗的图书室——我受过它的恩惠，然而有一个期间竟被我忘掉的——深深地刻在记忆里。倘若有同我一样只有并不绚烂的童年的孩子们读了，因而在童年的生活上竟能抹上一道哪怕是极小的彩虹，我也总算对得起孩子们，也就对得起自己了。
1941年12月15日德国哥廷根
注释
①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陆树岭、竺少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近几年来，寅恪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经常谈论一件事，想在先生诞辰百周年时，出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对此事异常关注。中心成员王永兴教授和荣新江副教授实主其事。惨淡经营，几经周折，终于把稿子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当前出版界碰到极大的困难时，不顾经济损失，毅然承担出版责任。我们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对上述诸位学者和出版社，决不会吝惜自己由衷的赞美和敬佩。
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在东西方一些国家中一种流行的办法，在日本尤为普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还历纪念”、“古稀纪念”一类字样的纪念论文集。纪念对象大都仍然健在。这种办法在中国比较稀见。但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纪念蔡元培先生的论文集，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寅恪先生呢？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的。综观寅恪先生一生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幻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号召学者们要“预流”，也就是王静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能跟上时代，就算是“预流”。寅恪先生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预流”，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义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是，寅恪先生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他间或也发一些推祟宋学的议论，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今世论者往往鄙薄考证之学。实际上，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史实，考证不过是弄清史实的手段，既不必夸大其词，加以推崇；也不必大张挞伐，意在贬低。我们历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高唱“以论带史”，却往往是“以论代史”，其甚者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空谈教条，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提倡一点考证，可以济我们历史研究之穷，不是一件坏事。寅恪先生利用考证达到弄清史实的目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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