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下之后，检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还押看守所，那时调查局的人员一分钟也没离开。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调查局，又整整一个月。一回去就打，他们说，王八蛋你，你还翻供。我在调查局总共八十天，到正式公开审判的前几天，他们才把起诉书给我。（1984年1月21日黄怡录音访问）
据游全球告诉我，他在检察官面前翻供，调查局的干员一边打还一边说：“他妈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么意思啊！太不够朋友了！我们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说你不犯，你就不犯。我们叫法官怎么判，他们就怎么判，你翻供有个屁用啊！别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啊！”
人犯可以沦落到在检察官面前被严禁翻供、被骂被打，检察官可以沦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这种情况下，什么自白又写不出来呢？
国民党的自白认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确实反证，得推定为出于任意性。这和采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人本无罪”原则——对于被告在审判外的自白，推定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这样的恶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惨事，必然永远不会停止。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已经明定，自白不许采为证据。无论自白是否真实，一律没有证据能力，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当然国民党纵使做到这一初步，也不是就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应该使小百姓少一点自我作践。当然追根究底，还是赵高及其党羽的问题。这种“指鹿为马”的宦竖小人不消灭，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1984年3月1日下午，以三小时写成
尉缭（公元前4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公元前370—前335）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
《尉缭子》虽然是一部以兵学为主的名著，但是它的论点很宽，讨论到人间许多问题。例如在《将理篇》中，就有这么一段：
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这就是说，在刑求之下，即使英雄豪杰，也受不住而要承认自己并没犯的罪。《尉缭子》这段话，显示了早在战国以前，中国已经不乏用刑求造假案的现象。这是细读古书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在另一方面，细读古书，却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旧唐书·狄仁杰传》，写“国士”狄仁杰被来俊臣诬以叛乱，在牢中承认造反。武则天——
乃召见仁杰，谓曰：“臣反何耶？”对曰：“不臣反，死笞掠矣！”（《太平广记》“来俊臣”条下引《御史台记》的对话是：“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
这就是说，在牢中若不先承认叛乱，早就被刑求致死了，再也没机会出来喊冤了。狄仁杰的例子，说明了“国士”有时自诬，不在“不胜其酷”，而在“爱其死有以待也”、而在出狱以后跟你算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志在多活十年，不志在死于来俊臣的手下。
我第二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在牢里碰到卡车司机吕德，他被当成抢犯，抓到警察局。刑警办案，刑求他，不但要他承认这次抢案是他干的，还要他承认其他许多破不了的悬案也是他干的。吕德对刑警说；“我承认这么多，岂不要被判死刑？”刑警说：“你签字承认了，也许死，也许不死。但那是以后的事，你还有机会去打官司，救回一命。你若不签字承认，今天就要你死！”吕德只好一一承认。后来吕德被判死刑，求我帮他喊冤。我帮他一阵，总算以无期徒刑定谳，暂保了一条老命。吕德说：“那些狗（刑警）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真能把你当时打死，然后谎报你畏罪自杀！”看到了那么多不明不白死在警察局的例子，我相信吕德的话，我相信国民党的来俊臣真可以把吕德当场打死！吕德一一自诬是对的，招了再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或死，总胜于先被打死啊！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