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作“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负责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我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用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后来部员某忽然在一个晚上死了，大家都说这是上天报应。
凡属杀人案件而判词上没有“谋杀”“故意杀人”等字眼的，大概经过秋审，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间的）类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员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夹缝里做手脚。有个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杀人案，最后一次仍以“矜疑”减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狱以前，他一天到晚都和同党喝酒唱歌，有时直闹到天亮。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来，神气活现，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像那些无耻而恶毒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原不足深责；但道理并没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脱人死罪为功德，而不追究实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浅了！
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杀人罪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杀人案的，他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遣。要求再三都没被批准，他还老大不高兴呢！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