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方望溪先生全集》）
后记
方苞（1668—1749），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的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1711），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1713），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蝉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1722），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据苏悖元《方望溪先生年谱》，方苞被判死刑后，还照样“阅礼经自若”。和他关在一起的人把他的书给丢在地上，说：“命在须臾矣！”可是方苞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前后坐了一年三个月的牢，被清圣祖免死后，清圣祖以“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命他以“白衣人”入南书房。此后他在朝里做官，不料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据《清史稿》，乾隆皇帝：
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1749），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虽然“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实在并不高明。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实在是一个迂夫子。当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临死前，数度举右手以示子孙，为了他曾交代子孙在他死后必须袒右臂入棺，用以罚他未能在弟弟入殓时在旁照料（当时他正生病）。这种真诚，倒颇有“曾子易箦”的风度。
方苞这篇《狱中杂记》，倒是这位迂夫子的一篇绝好文章。写得巨细不遗，颇见遗爱。《狱中杂记》后面有编校者按语，全文是：
刘大山曰：望溪在狱，思老监唯各牖于壁间气可少苏，使圬者计工费。同系者曰：“居老监者，多生狱也；吾辈，死人也！而忧生人气郁，奈闻者笑何？”及出狱，未兼旬，蒙诏入南书房，数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龚君梦熊引为己任，禁卒司狱难之，讼言于六堂。曰：“墙有穴，大盗重囚逸出，咎将孰任？”龚君曰：“牖函木格，囚从何逸？”乃具结状独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无足异，龚君之义，则不可没也！
先生自记曰：其后韩城张公复入为大司寇，静海励公继之，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书，以伪章下江西省者。其驳稿乃韩城公所手定，诘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请曰：“候参胥役，例发五城兵马司看守。”公从之。胥以是夕遁，盖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罚甚轻，而所得过望，故甘为受罚也。又言始至录囚，有磨钱周郭取镕者，事可立断，而迟之二年，钩致牵连佐证，七十余家矣！司官递代应参者至十数人，同官持之中止，每叹恨人心抗敝。典狱者虽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犹不能使民无冤，痛也！
可见方苞的遗爱，并不止于作文而已。
《狱中杂记》有一段说“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的话，显然是反对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恶人死刑的。方苞这一观点，在《与孙司寇书》中，曾有细说。他抗议把一名杀侄子的犯人改绞刑为“缓决”，他认为这个犯人“穷凶极恶，万无可原”。他义正词严地说：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觉流于姑息。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可积阴德以遗子孙。不知纵释凶人，岂唯无以服见杀者之心。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是谓引恶、是谓养乱，非所谓迈种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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