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谭嗣同的诗“沉郁哀艳”，是真的，又说“不知其何所指也”。我却觉得，虽然“诗无达诂”，但是谭嗣同的“何所指”，还是有迹可寻的。
以“无端过去生中事”那一首为例。这首诗从佛经中“业”的理论引起，立论根据了《庄子》《后汉书》《涑水纪闻》《宋史》《礼记》《李长吉歌诗》《李义山诗集》《神仙传》等书。我融化各典，综合所得到的“何所指”如下：
“业”是梵文“羯磨”。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但一般都指恶业。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所做的因，恶业的因，产生恶果，成为今生的障碍，叫作“业障”。“业障”是前生作孽带给今生的报应。这种报应表现在今生，这种人就是“业人”，这种人的德性就被奚落作“业相”。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踞高位，满朝行尸走肉，总该把他们清除。我自己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忏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身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嗣同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后面又说：“谭浏阳之有得于佛学，知浏阳者皆能言之。”以佛语入诗，是唐朝以来很流行的。但是参悟真义，然后以歌咏始，以殉道终，有史以来，却无出谭嗣同之右的。谭嗣同的四首诗，我最喜欢第二首，第三、四首也佳，第一首稍差（第一首梁启超没引。全文是“同住莲华语四禅，空然一笑是横阗。唯红法雨偶生色，被黑罡吹风堕天。大患有身无相定，小言破道遣愁篇。年来嚼蜡成滋味，闲入楞严十种仙”）。
1985年3月24日午
前一阵子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王锡爵驾机飞回大陆，国民党上上下下口口声声说：“王锡爵服务华航已二十年，月入新台币二十多万元，生活条件良好，婚姻家庭都美满，儿女皆成年，小孙子即将出世，不久就可含饴弄孙、安享天伦，岂有抛弃妻儿去‘投匪’的道理？”有人问我意见，我嗤之以鼻，答复说：“太小看人了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有一阵子常听人说：“李敖真是不可解的人，他有名有钱有才华，有高楼大厦，有明星老婆，有八缸的凯迪拉克名牌轿车，他为什么不知足、不安分，还要惹政府，还要叛乱、革命？”我每听到这种“妻财子禄”的话，我就嗤之以鼻，答复说：“太小看人了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这一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很深远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中，耶稣就引经上之言，说：“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中国古代“无求生以害仁”“平生之志，不在温饱”等观念，也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观念再扩大引申，便是人与“物”的役使问题。《管子》中有“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的话，《荀子》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话，意思都是说：“物”是身外的，有固欣然，没有也没什么。有人看了我住的六十二坪的大厦，问我说：“你年复一年住这么大的豪华大厦，一定很开心呀！”我回答道：“别忘了，我年复一年住两坪大的牢房，也一样很开心呀！”这种境界无他，“君子使物”“君子役物”而已。
文天祥生性善于“使物”“役物”，排场极大，府第豪奢，家里甚至养歌星为他唱歌、给他打炮。可是，他一旦从容就义，虽身处漏水的上室，也不肯以“物”易其志。虽然自己过去耽于“物”中，但一有必要，他弃“物”如敝屣。《文子》中一段话，正好描写这位文丞相，《文子》说圣人“外与物化，而内不失情”。“外与物化”，是形式上也跟“物”相与俯仰，随缘折腾个没完；“内不失情”，是尽管如此，但自我的理想与使命却绝对“不为物使”——一旦“物”成了障，则一律“于我如浮云”处之。王弼说“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正是指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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