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终身困于他们自己的茧中。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恍然大悟：世界只是一个茧，而自己未曾真正地生活过。
假如我在2000年变成一个少年，重新走过中学……我想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请父母吃顿饭（这顿饭要我自己亲手做。手艺不精，就吃鸡蛋炒米饭好啦，重在参与）。饭后庄严宣布，我感谢以往他们为我做过的一切。今后不要再把我当作一个小孩，请注意我已长大。
我要保持心情愉快。童年的快乐，比较简单。比如一块巧克力，就会让我们高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了忧愁。老师的骂、妈妈的唠叨、同学的争执、考试的失利……都会使情绪暗淡。我要寻找生活中美好快乐的时光，让光明笼罩心胸。
把身体锻炼得棒棒。因为它是陪伴我们一生的朋友。增强自己的勇气和耐力，将来的竞争很激烈。务必珍视眼睛的健康。
要有一两个知心的朋友，高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眉飞色舞，悲伤的时候我哭她也哭，然后一起破涕为笑。
尽量地多看一些课外书。用眼光的雷达，扫视着最新的科技进展。像一个守财奴似的，贪婪地积聚各方面的知识，储藏在脑海中。
还有很多愿望……因为我变不成一个中学生，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我告诉大家，是希望有人能把这些话做个参考。
人的许多遭遇，来源于多管闲事。
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胡导演只是泛泛之交，听说她想搞一台与希望工程有关的节目，也是左耳听、右耳冒，并没有怎样放在心上。后来我无意中得知北京西苑饭店有一个关于希望工程的活动，就鬼使神差地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我告诉她：“北京西苑饭店把预备搞店庆的20万元拿出来，捐助了希望工程。这还不算，他们的1000多名职工，每人又捐了300元钱，凑起来就是50多万了。他们要在河北张家口最贫困的坝上草原找一个最偏远的乡村建一所希望小学。明天他们正好有车去勘察校址，不过车已安排满了……”
“哎呀呀，太好啦！”我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胡导演激动地打断了，“太好了，我一定要跟去采访。请帮我再联系一下，就说你将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就一个人去。先坐火车到张家口，再转长途汽车，一定要跟踪采访。我是真想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做点事，让更多的人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
我被她破釜沉舟的勇气吓了一跳。要知道她已是五十多岁的老妇人了，还得过癌症。
我做过许多年的医生，对病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感。忙说：“胡导您别急，我虽说跟饭店也不很熟，但我马上给他们打个电话，再试试。”
西苑饭店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第二天清晨，我和胡导演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挤进人满为患的面包车，蜷缩在最后一排，开始了漫长的“坝上之行”。
河北北部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广袤草原，俗称“坝上”。坝，其实只是一道小小的棱坎，但在它之北，地势猛然抬高，这就成为富裕平原和苦寒高原的分水岭。
“这里的水没被污染，矿泉水一般，空气也很清新。”我对身旁当地向导说，竭力找出坝上的优点。
“张家口穷啊。13个县里有10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年人均收入不高，这都是和水有关系的啊。张家口在北京的上风头，北京人吃的水都是打张家口这搭子流下去的。为了保证首都人民能喝到一盆净水，张家口不能建任何耗水量巨大和有污染的工业。没有工业，张家口就穷啊！俺们心里说，北京人是要喝水，可张家口人也要吃饭啊……”
向导愁苦的话，使我和胡导作为北京人，汗颜不止。
我们来到一所小小的山区学校。解放前是旧庙，供的是送子娘娘。四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残垣断壁、四处漏风，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黄脆的报纸，桌椅都是由破板条钉成的，叫人不敢贸然坐下。
胡导拿出她的武器——日本索尼公司出品的采访专用机，据说值几万块钱，灵敏得连头发丝飞舞的声音都可记录在音带上。
我这才知道胡导要的是连续性的广播特写剧。简言之，就是一切必须是真人真事，但不借助文字，不借助画面，全凭各种真实的声音来传达主题，塑造人物。
我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般受制约的艺术形式，简直就是一种盲人的认知方式，全靠耳朵了。
于是胡导工作的程序独特而有趣。
她用树枝把鸡鸭赶得一路鸣叫不止，用石块把狗打得昂首狂吠，用干草引诱小羊咩咩地哼……就是要录下农村的音响。在水井边，录下辘轳旋转的频率和水桶“扑通扑通”的节奏，在牲口圈里录下骡子、马嚼料的动静。当然她录得最多的是孩子诉说无钱读书时的呜咽，录下课堂里孩子们琅琅背书声，录下西苑饭店人们为寻找校址在雪地的跋涉声，录下一个从未走出过小山村的女孩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胡导甚至使劲推一把那摇摇欲坠的破课桌，让它发出可怕的“吱呀”声，把窗户上的报纸的破洞撕得大一些，让风的鸣叫显得更为凄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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