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逃也似的离开了这间屋子。
“这是一个艾滋病人。这两天，他就要‘在床边’了。”秀丽的女士说。
楼边有一座小小的花园，有一些绿色的植物，因为已是秋天，没有了想象中的葱绿，几片黄叶悄然落下，也是缓缓的，仿佛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把椅子，角度放得很巧妙，正好对着花园里最美丽的一角。我说：“我可以坐在上面吗？”
秀丽的女士说：“当然可以。我们这里经常住进艾滋病人，当他们还没有丧失最后的活动能力的时候，他们很愿意坐在这张椅子上看看风景。”
哦，原来这是一把艾滋之椅。
我坐在上面，椅子很舒适，风景也很好。我看着面前的树叶，心想，这几片叶子，也许曾给若干位艾滋病人带来过安抚和宁静。如今，它们还在秋阳下焕发着最后的绿色，但那些触抚过它们的视线，已然被土壤掩埋。泥土中的视线，一定还残留着丝丝绿色吧。
我请安妮给我照了一张相，在这把椅子上。
照完之后，我对安妮说：“我也给你照一张吧。”
安妮说：“毕老师，我不照。我的手脚现在都是冰凉的。一会儿从这家中心走出去，我要立即进一家咖啡店，用滚烫的水暖暖我的胸膛和大脑。”
我问秀丽的女士：“这个中心自建立以来，一共有多少人从这里走向终极？”
秀丽的女士说，她来这里工作的时间并不很长，关于具体的数目，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数字，自建立中心以来，截止到今天，这里一共在1267天中每天都有人去世。有时是一人，有时是多人。
正说着，布莱德先生回来了。他说：“很抱歉，但是，没有办法。南希去世了，就在刚才。我到了她的床边，她很平静。”
我说：“南希是谁？”
布莱德先生说：“南希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病人。患乳腺癌，人很年轻，只有44岁。她在这里住了四周，刚住进来的时候，人非常紧张，非常恐惧。经过训练，她变得很平静了。刚才离世的时候，十分安详。”
我们静默，脖颈处像卡着一块冰。想到就在我们方才漫步的时候，一条生命正向空中遁去，心中充满茫然。仿佛看见南希的灵魂正在这屋顶上，宁静地看着我们。
布莱德先生说：“每当有病人去世，我们都会在他的床边，举行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现在，我马上就要到南希的床边去，我们只能就此结束了。”
秀丽的女士说，她的亲人就是在这里去世的。她喜欢这里舒缓的气氛，亲人去世后，她就要求到这里来工作了。这里的特点就是宁静，在现代社会，找到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是不容易的。“这里的宁静，是很多人用心血营造出来的。”她最后说。
一个人怎样独立地走向死亡？所有走过的人，都不会告知我们有关的经验教训。“在床边”，是一个新鲜的课题。我觉得，人在容光焕发、精力充沛的时候，不妨花点儿时间琢磨琢磨这件事，真到了垂垂老矣、气息奄奄之时，考虑起来就太艰苦了。平常日子，脑子转的速度不必那样快，步子的频率不必那样高，声音的分贝不必那样强，睡眠的时间不必那样晚……
我喜欢陵园的“园”字。不信，请你在风中轻轻念叨三遍。你的口形会从“陵”字凄凉的松懈，变成轻微收拢的振作，好像含住了天上落下的一滴雨露。有了这个温润的“园”字，“陵”字的孤寂和黯然就被冲淡了，你不由自主地想到花园、公园，甚至……团圆。
陵园本是伤怀之地。每一个为自己的亲眷寻找安息之所的人，最初走进这里的时候，心情都是哀痛而复杂的。哲学家说：“死亡的本质就是不可能再有任何可能性了。”其实不然，死亡在陵园演化成了整齐的行列和庄严的祭奠，变作了根和枝叶还有花朵还有果实。有一些人可能永远地消失了，有一些人却在这里被长久垂念。
在一般人眼中，陵园是空旷的，是冷寂的，是枯萎的。但你到八达岭陵园里走一走，就会渐渐忘却最初的忧烦。你看到的是绿草和树，是高山和云霞。你听到鸟鸣和流水，还有工作人员亲切的话语。
感谢八达岭陵园在2006年将我聘为他们的心理顾问。有若干单位也曾表示了相类的邀请，我都一一婉谢。写作占据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其余的光阴就很有限了。我愿意参加到八达岭陵园的工作中，是因为重要和圣洁。
人一生当中要搬很多回家，要结识很多人，要看很多风景走很多路途……陵园，就是最后的一个家。陵园的工作人员就是最后结识的人，陵园的山水是最后看到的景色，陵园的土地就是最终停下脚步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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