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也许是我在纽约的华尔街，一直想买下模具娃娃的强烈动力之一了。
非常感谢珍斯坦夫人，我得到了一张娃娃被人围观的照片的复印件，离开了华尔街，后来又回国。我虽然没有高质量的仿真塑胶，但我很想为我们的女孩制造出一个娃娃。期待着有一天，能用这具娃娃，同我们的女孩轻松而认真地探讨性。思前想后，我同一位做裁缝的朋友商量，希望她答应为我定做一个娃娃。
听了我详细的解说并看了图片之后，她嘲笑说：“用布做一个真人大小的娃娃？亏你想得出！”
我说：“不是简单的真人大小，而是和听众的年纪一般大。如果是6岁的孩子听我讲课，你就做成6岁大。如果是16岁，就要做成16岁那样大，比如身高一米六〇……”
朋友说：“天哪，那得费我多少布料！你若是哪天给体校女排女篮的孩子们讲课，我就得做一个一米八的大布娃娃了！”
我说：“我会付你成本和工钱的。你总不会要到827块钱一个吧（根据当天的100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计算）？”
朋友说：“材料用什么好呢？我是用青色的泡泡纱做两扇肺，还是用粉红的灯芯绒做一颗心？”
我推着她的肩膀说：“那就是你的事了。为了中国的女孩们，请回去好好想，尽快动手做吧。”
灯下，写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论青年女作家的构成及创作走向。繁复的资料像麦秸垛湮没着我的思绪，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蒙混过关。
我从众多的资料当中挑选出翔实可靠的，把每一位女作家的出生年月、籍贯、双亲文化水准、个人经历、学历、婚姻恋爱史、发表处女作的时间、创作的题材领域和基本风格等，综合了一张庞大的表格，把大家分门别类地统计在上面，像国民生产总值的计划图表。
我在杂芜的材料中艰难地挺进。那个答案——或者说是论文的观点，像礁石似的渐渐露出海面。
我突然看见一个女孩，瘦瘦高高地立在我的稿纸上。因为肤色黑，她的牙齿显得格外白，微笑着注视着我。
她，是我姥姥那个村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村人。早年间，他们出来当兵，在遥远的新疆生下我。我半岁的时候，父母东调入京，我也就跟着成了一个城里人。
我五岁那年，妈妈领着我回老家看姥姥。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农村。农村的小姑娘围上来，问我城里的事。我做了生平最初的演讲。
“你们的房子可真矮！我家在城里住楼房。”我说。
“什么叫楼房？”为首的小姑娘问。她黑黑高高瘦瘦，九、十岁的样子，叫小网。
我傻了。我不知道怎样准确地描述楼房。吭哧了半天之后，我说：“楼房就是在房子上面再盖一间房子。”
大伙儿一通哄笑。小网闪着白亮的牙齿对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房子上面不能再盖房子。”
看着她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主要是我看出她是孩子们的头，我要是不同意她的观点，就甭想和大伙儿一块儿玩了。
她们接纳了我。
结论一：女作家个体多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中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艺术家的直系后裔，约占四分之一。呈现出明显的人才链现象。
“咱们今儿上坡去。”小网说。
我们老家处在丘陵地带，把小山叫作坡。
我在坡上第一次看到花生秧，觉得叶子精致得像花。小网说，你给咱看着点儿人，咱扒花生吃。
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花生都是躺在柜台里的粉红胖子，不知道它们埋在地里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模样。我对这个建议充满好奇和恐惧。我说：“要是人来了，让人抓住了可怎么办？”小网说：“你就大声喊我们。”她又对大家说：“花生带多带少不是最要紧的，主要是不能叫人抓着。要是万一有人来了，大伙儿就朝四散里跑。要是往一个方向跑，还不让人一抓一个准！”她又格外叮咛：“有人追的时候，就在树棵子里绕圈，他就抓不住咱啦！”
我当时愣愣地看着这个黑黑瘦瘦的女孩，心中充满崇拜。即使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看见她站在蓝绿色的花生秧里，指挥若定地说着这些令人敬畏的话。海风把她稀疏的黄发刮得雾似的飘起，有几根发丝沾在嘴角。她用火焰似的小舌头拨起，继续说话。
开始干活了。小伙伴们拎着花生秧，利索地豁开地皮，像提网兜一样把潜伏在底下的花生果一网打尽。我吃惊地发现，花生并不像商店里卖的那样规格统一，而是个头悬殊。运筹帷幄的小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把瞭望哨的重任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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