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好了以后,我还当抓捕手。当然瞒着老人家。但我妈的话,对我也不是一点儿效力都没有。从那以后,我特别怕刀。一般人总以为枪比刀可怕,因为枪可以远距离射杀,置人于死地。刀刺入的深度有限,如果不是专门训练的杀手,不易一刀令人毙命。不是常在报上看到,某凶手连刺了多少刀,被害人最终还是被抢救过来了吗?”
“我想,枪弹最终只是穿人一个小洞,不在要害处,很快就能恢复。如果伤在紧要处,我就一声不吭地死了。死都死了,我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说枪的危害,比较可以计算得出来。但刀就不同了,它一划拉一大片,让你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你还没死。那样,假如我妈看到了,会多么难过啊,我也没脸对她解释。所以,我为了妈妈,就特别怕刀,也就特别勇敢。因为在那手起刀落的时刻,谁更凶猛,谁就更有可能绝处逢生。”
话谈到此,我深深地佩服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女警察了。我说:“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份危险的工作?”
她说:“我个子矮,小的时候老受欺负。我觉得警察是匡扶正义的,就报名上了警校。人们常常以为,大个子的人才爱当警察,其实不。矮个子的人更爱当警察。因为高个子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警察。”
我说:“你能教我一两招功夫吗?比如双龙夺珠什么的,遇到坏人的时候,也可自卫。”
我说着,依葫芦画瓢,把食指和中指并排着戳出去,做了一个在武侠电影中常常看到的手势。
她笑得很开心,说:“您的这个姿势,像二战中盟军战俘互相示意时打出的‘V’,但基本上没效力。因为中指和食指长度不同,真要同时出击,中指已点到眼底,食指还悬在半路,哪儿能制敌于死命?真正的猛招,用的是两根相同长度的手指。”
我忙问:“哪两指?”
女警笑笑说:“姐还真想学啊?如果不介意,我在您身上一试,诀窍您就明白了。当年我们都是这样练习的。”
我忙说:“好好。我很愿领教。”
她轻轻地走过来,右手掌微微一托,抵住我的下颌,顶得我牙关紧扣。紧跟着,她的食指和无名指,如探囊索物般扪住了我的眼皮,不动声色地向内一旋、向下一压……天哪!顿时眼冒金星、眼若铜铃,如果面前有面镜子,我肯定能看到牛魔王再世。
她轻舒粉臂,放松开来,连声道:“得罪了,得罪了。”
我揉着眼球赞道:“很……好,真是厉害啊……只是不晓得要多长时间才修得如此功夫?”
她说:“也不难。希望罪犯都被我们早早降伏。普通老百姓,永远不要有使用这道手艺的场合。”
分手的时候,她说:“能到大自然中走走,真好啊。和坏人打交道的时间长了,人就易变得冷硬。绿色好像柔软剂,会把人心重新洗得轻松暖和起来。”
如果你身为一个女性,请不要抱怨。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地不平等,在你以前很久,就是这样了。在你以后很久,也会是这样。所以,它等待着你的降临和奋斗。你的降临和奋斗,也许什么也不能改变,也许能让它变得更美好一些,但起码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而有了希望。
有一年,我应邀到一所中学演讲。中国北方的农村,露天操场,围坐着几千名学生。他们穿着翠蓝色校服,脸蛋呈现出一种深紫的玫瑰红色。冬天,很冷。事先,我曾问过校方,不能找个暖和点的地方吗?校长为难地说,乡下学校,都是这种条件,凡是开全校大会,都在操场上。我说,其实不是在考虑自己,而是想孩子们可受得了。校长说,您放宽心好了,没事。农村孩子,抗冻着呢。
我从不曾在这样冷的地方讲过这么多的话。虽然,我以前在西藏待过,经历过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但那时军人们急匆匆像木偶一般赶路,缄口不语,说话会让周身的热量非常快地流失。这一次,吸进冷风,呼出热气,在腊月的严寒中面对着一群眼巴巴的农村少年谈人生和理想,我口中吐冒一团团的白烟,像老式的蒸汽火车头。
演讲完了,我说,谁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张字条。这是演讲的惯例,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妥当,请大家指正。孩子们掏出纸笔,往手心哈一口热气,纷纷写起来。老师们很负责地在操场上穿行,收集字条。
我打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很生气,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比如,我为什么是一个女孩呢?我的爸爸为什么是一个农民,而我同桌的爸爸却是县长?为什么我上学要走那么远的路,我的同桌却坐着小汽车?为什么我只有一支笔,他却有那么大的一个铅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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