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黑发卡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便宜得一毛钱买一板。可那时有一位人物讲话说，妇女用的发卡是钢丝做的，一年要消耗多少吨钢……这句话以后，全国就不造钢丝发卡了，一律用塑料制品代替。也许在平原还可凑合，高原的严寒中，塑料如纸，一碰就碎，哪能担当把帽子和头发紧紧地别在一起的重大使命！
大家依旧愁眉苦脸，继续沉浸在帽子随时飞上天的恐惧中。只有小鹿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因为她妈妈把自己以前用过的旧发卡寄了来。拆开信的时候，发卡上还挂着一根头发，可以想见老母亲是多么匆忙地把发卡从自己头上拔了下来，以满足高山上的女儿。因为两代人用的时间太久，钢丝发卡上的黑漆都磨光了，露出银亮的本色。小鹿的帽檐边，远远看去，好像斜插着一根针。
小如看着小鹿，突然说，我有办法了。她跑到司务长那里，说我要领一包曲别针。司务长对所有要领东西的人都抱有戒心，他警惕地问，干什么用？
各部门司务长都是些婆婆妈妈的小气鬼，也不知他们是因为格外小气才当上了司务长，还是当上司务长才变得格外小气？反正这个职务有危险的传染性，能让所有坐这把交椅的人，都既吝啬又爱刨根问底。
小如不肯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明天你就会看到这些曲别针干什么了。
司务长嘟囔着，用不完，可记得给我拿回来啊！
第二天，在高原的蓝天和白云下，每个女兵的帽子和头发间，都别了一枚崭新的曲别针，它“回”字形的轮廓，大部分别在发丝里，小部分露在帽子外，仿佛一种美丽绝伦的银饰，在雪域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山风依旧肆虐地逞凶，只是它再也无法把我们的帽子掳去，只得打着呼哨，愤愤地把远山的雪雾卷起来，从空中撒向峡谷。
高山的帽子，永远是皑皑的积雪。
高原上的卫生员没有正规的课堂，几乎像小木匠学徒一样，由老医生手把手地教。医学这门学问，不太适合自学。你没法在病人身上做试验，基本上不允许反复的失败。你付出的是时间，就算辛苦点不在乎，但病人付出的是血和生命，没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你演习。
为病人做臀部肌肉注射时，老医生总是叮嘱：小心啊，千万别把药打到坐骨神经上，万一打错了，病人就会一辈子下肢瘫痪！
想想吧，多可怕！你随意挥洒，几秒钟的一个动作，就让一个人永远站不起来了，吓不吓人？但这根绞索似的坐骨神经究竟在什么地方，谁知道？你去问老医生，他会说，书上写着呢，自己看去吧！可你翻开书一看，那张人体解剖图上，蛛网似的血管神经，画了几十上百条，好像一张军用地图。坐骨神经只是细细一根，从肌肉中央穿过。臀部——活人身体里这个每天牢牢坐在凳子上的大部位，在书上缩成了乒乓球般的一个简图，埋伏在其中的纤弱神经，头发丝一般，无法想象它的真实模样。更不用说在解剖图谱的下方，还一本正经地注释着，神经走向可有变异，本书仅供参考。
简直让你没法相信它。
老医生还形容说，万一把针戳到坐骨神经上，你会有竹扦子扎在粉条上的感觉，这时候悬崖勒马，虽说有损失，还来得及弥补。所以，每次打针的时候，都要高度警惕。
我们紧追着问，那粉条是粗的还是细的？绿豆粉还是红薯粉？竹扦子是毛衣针那样的，还是穿糖葫芦那种竹棍？
老医生拉下脸来，说你们这帮女孩子怎么这么啰唆，不知道，不知道！医生的嘴、护士的腿，这种事问老护士去！
老护士的态度倒是不错，可惜只有他一个人碰到过类似的危险情况。他说，注射的时候，碰到病人像弹簧一般跳了起来，结果针头断在肉里面，幸好针只扎进去了一半，根部还像刺一样露在屁股外面。忙过来了几个人，把病人像犯人一样按住，赶快用止血钳揪着针尾，好歹把针拔了出来。他抚着胸口说，那一回，吓得我真魂出窍。
我们很感兴趣地问，是扎在坐骨神经上了吗？
老护士说，谁知道？也许是扎在病人的脑神经上了，要不他怎么会大叫一声蹦起来？
我们锲而不舍地追问，有竹扦子扎粉条的感觉吗？
老护士心有余悸地说，忘啦！忘啦！哪儿有那么复杂精细！不过，从那以后，我看见屁股就害怕，打针的时候，尽量往臀部的上方和外方打，那里似乎离坐骨神经最远。
我们趴在图谱上对照，发现老护士说的是一条真理。坐骨神经长得再怎么变异，也不会长到臀部的上外方去。那里像马路上的安全岛，是一个保险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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