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隽从港台两地筹集了一些钱，国内一家公司出了一笔钱，三等分，凑成不大不小的投资规模。
剧本写了几个月，拿出来时比小说还长，大概七万多字。我学习了一下，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可叹我混了这么些年，确实有些时候是欺世盗名。
开了个座谈会，谈了些什么意见忘记了。
夏雨已经定了。还集中了一些浑小子。让他们穿上军装，住进部队营房，与世隔绝每天看西哈努克访问中国，听毛主席语录、诗词歌。苏雷给他们讲了传统。
副导演们每天都去各中学、各部队大院找演员，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包括已经进组的孩子都觉得也不知哪儿有点不对。我印象中那时候我们都很漂亮、纯洁、健康。一个朋友还保存着一些那时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机拍的，很小的那种。看了照片才发现印象错误，那时我们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黯淡、偏执，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话。我以为我们纯洁，其实何曾纯洁？所以找不着印象中的我们。现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没有那种眼神，不复存在那种劲头。那是农村少年的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实的。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似乎现在的街头还能时而看到那样的清纯少女的身影一闪即过，所谓惊鸿一瞥。可是找来的一群，细细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只在朦胧间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脓化水化为俗物。可见此物难寻、珍稀，也许只是我们心灵的一个投影。
开机那天，按香港习俗，供了冷猪头、瓜果梨桃什么的，放了很多鞭炮，硝烟弥漫。
那以后北京便禁放烟花爆竹。女演员仍未定，拜四方时三个姐儿都上去一字排开。有这等胸襟，我是自愧不如。
最后定了宁静。
之后他们拍戏，我混日子。冯小刚拍“老师”那场戏时我去101中学看热闹。一遍又一遍，姜文、顾长卫拍得认真，我在一旁看得无聊。
因为无聊，我开始戒烟，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抽还是不抽！
因为虚荣，我答应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去卢沟桥拍第一场戏时我就开始后悔，大冬天北风呼啸拍夏天的戏。冻得我又流鼻涕又蹿稀，斯文扫地。
自行车是附近工厂工人们的。工会主席趁工人们在上班，让剧组用大卡车偷偷拉走。
拍完戏我坐在姜文和制片主任二勇的车上在河滩旷野上疾驶，远远只见一个汉子扬着手跑过来追车，可怜地扒着车窗往里看跟着车跑。他就是工会主席。拍戏用的几百辆自行车被砸坏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块，他没法向下班的工人们交代。
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我有一句台词。开拍前我紧张得烟瘾大发，一个月的戒烟成果毁于一旦。喝了一整瓶干白葡萄酒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军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断地抛上天空，又掉下来。最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有一次我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伸手接一下。幸亏在落地前有个善人伸出一只脚，我掉在他脚上才幸免于难。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个观众看电影吗？
第二天清晨从“老莫”出来，我知道我的明星梦破灭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听说剧组资金出了问题，文隽找不着了，戏还在拍。二勇到处赊账，一些他们拍过戏的景点，再有摄制组去一律不接待。再后来听说姜文拿出自己的钱应付摄制组开支。
年底，在北京饭店的一个饭局上见到姜文，没精打采的样子。大家都问戏什么时候拍完。一个演员开玩笑说听说片子改名叫《大约在冬季》。姜文差点急了。
又一次见到姜文，他说前两天刚喝醉了一次，现在还难受。
1994年，片子停机了。文隽没来结账。那几天二勇最盼望想见的人就是文隽，他把剩下的钱都用来给文隽打电报了。有人带来文隽的消息，他在香港演三级片挣钱呢。
片子后期做到一半一分钱也没了。
姜文到处找新投资人，我跟着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这时，让·路易和王薇来北京筹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路易看了双片，以法国人的作风给姜文写了洋洋七张纸的观后感，盛赞。他以取得该片德国版权为条件，安排姜文去德国做后期。
九月，片子去了威尼斯。一天夜里，我的呼机响了，上面打出一行字，于是我知道片子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1995年片子在上海首映。鲜花、五星酒店、新闻发布会。我以演员的身份参加了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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