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乐：明星呢？
王朔：就说没有，但是可能将来会有。咱就说赵薇变成了一个，她是显得有票房号召力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商业上都应该量化。就说应该有一个就是长期定点跟踪（调查）的。就比如说，包括在我们小说家里面也是这样的，每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少读者，他的读者群分布是怎么样的，这个民意测验应该做。我觉得可能是有好处的。再商业的电影，它也是对特定人群的。我想好莱坞的电影，它不同类型的电影它也有不同的人群，比如暑假，对学生他拍一类东西，对那些什么卡车司机那些蓝领的来一档，他还是做一个（分类）。就是商业也不见得就是说，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人民群众一说起来好像全是一个样，其实我觉得就在低级趣味中也有不同的低级趣味。有的人就好这个黄色的，有的人就好这个打打闹闹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市场化这个第一步缺这么一步，所以等于大家全都昏在里头，蒙着来的。制片人永远说自己的片子赚钱，演员永远说自己受欢迎，那编剧也在底下互相吹，你一万，我两万，他三万，就是都不知道谁应该值多少钱。假如商业化操作，我觉得商业化最关键就是，大家谁值多少钱应该弄明白了，量化，弄不明白你就有可能，就是这中间乱了行当。你本来是，你追求利润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找错人，就是对这个操作。不见得会好。所以我觉得电影，商业电影，商业电视其实失败的比例，和成功的比例是九比一这样甚至更大。它不是商业化。商业其实是很计算，要有会计在里头算。
（第三十一本第二板完）
何：一两个月前，我还听别的朋友谈起，说你最新创作的一部长篇正卡在一个坎儿上，后来几次碰见你，也感觉你心思全放在写小说上。可没想到你后来这么快，就把新小说的第一部给完成，并交付了出版社。那我首先想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算写这部长篇的？又总共用了多长时间，才完成这部小说？
王：1992年就动笔写过，没写下去，以后心有点涣散，不务正业，就拖了下去。每年想起这事，也写一点，始终没找着合适的形式，感觉也过于纷乱，加在一起大约开过二十多万字的头，都废了，没进行下去。直到1997年，上帝亲自出面干预了，把别的路都给我堵死了，我只好老老实实坐下来写小说。说来我这人也有点儿贱，非要走投无路才认真对待自己，但凡有机会，就要混。当年我走上这条路也是基于这种处境。别人听是矫情，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写小说是一个人的最后手段，什么都没了，这东西还能支持你。我这不是自嘲，而是抬高自己，这种心情写小说总比拿小说当敲门砖那种写作动机要高级一点。我认识的写得不错的作家，大都与现实格格不入，没几个是到处吃得开的人物，我想他们之所以拿起笔，一定也曾面对绝境。这是我的一个迷信，不到万不得已，写不好小说。
现在成书的这本小说写作时间是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差不多一年。本来也没想就此结尾，只进行到预想的一半，已经二十多万字，怕太厚，干脆一分为二，余下的另外成书得了。我自己是把这本小说当做要写的这个大长篇的第一章。一章就二十多万字，也是没想到，全写完恐怕也该死了。
何：说起来很偶然也很碰巧，我在出版社见到了你的小说原稿，在得到编辑允许后，我翻看了前几十页内容。虽然只读了那么一点，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但从小说的名字，还有我读后的直觉粗略印象，就是它的朴素和平常。换句话说，我首先感到了行文的疏松和流畅，它让我迫切地很想读下去。
可现在有好多长篇小说买回家之后，让人不能卒读的原因，就是它们即使从文字表面上看，也是非常紧张和压抑的。那么在你创作这部新长篇小说时，是否有某种反刻意、反经典、反时髦的意向？
王：倒没刻意反什么，顾不上。要说刻意，也不过是刻意和自己过去有区别。我最想的是给自己一个变化，若无新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一个小说有一个小说的路子，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相貌。我找这小说的相貌找了好几年，好容易找到了，没想过多么与众不同，只觉得这是唯一合适的，即便落入时髦什么的，也只得如此。如果你觉得它没那么紧张压抑，那大概和我写作时的心情有关，写小说这一年我是常常处于喜悦当中，有时还自鸣得意，得意自己还没失去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前些年，我差不多以为自己废了，像伤了手的弹钢琴的，对自己否定得很厉害。这次算得上瞎子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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