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文学也是一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中特别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伸张这样的特别性格。在中国，许多人都十分简单地将现代性的写作与其文学的传统对立起来，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进的关系，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并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它是开放的，它是永远无法完成和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因此，文学的现代性是文学传统的继续，或者说是文学传统在其自身变革时的困难活动。正是这样的困难活动不断出现，才使民族的传统或者说是文学的传统保持着健康的成长。
我感到，促使巴托克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安排在贫穷的农村，音乐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更为深远。虽然巴托克自己的解释十分简单，他说：“作为一个匈牙利人，我很自然地从匈牙利民歌开始我的工作，但是不久就扩展到邻区——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可是只要从地理和历史方面去了解一下这几个在夹缝中生存的中东欧国家，就会对他们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产生更为清晰的理解。
从地理上看，这些把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同俄国分隔开的国家缺少天然疆界，不多的几条山脉都被河流切断，一方面不能阻绝游牧部落，另一方面更无法抵挡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的命运时常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就是一个例证，遭受侵略、兼并和凌辱似乎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历史。
我在想，当年巴托克从民间旋律中去寻找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是否也正是今天韩国的作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我在白乐晴教授的书中和崔元植教授的谈话中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从地理和历史这两方面看，匈牙利和韩国有着近似之处，也让我感到在韩国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里民族文学的声音异常强烈。我有这样的感受，在大多数国家里文学的兴旺时常会伴随着民族感情的复兴，可是在韩国，在此基础上，文学的创作又加深了这样的感情。
虽然从地理上看中国与韩国不同，可是中国的近代史同样是遭受侵略和凌辱的历史。奇怪的是在中国，有关民族的文学似乎只有一种声音，也就是白乐晴教授所说的“随便阉割下来”的民族传统。中国今天存在的问题令我不安，去年意大利一家周刊的记者来北京采访我，这位记者告诉我，她来北京还有一个采访任务，就是了解一下今天中国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在关心些什么。她采访了二十位中国的年轻人，结果她吃惊地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是这些年轻人对美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促使我对现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有了一些想法，我并不是反对了解美国，美国的文学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也不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进步，我只是想弄清楚构成全球化的基础是什么，是同一性还是差异性？我的选择是后者，我相信正是各国家各民族的差异才能够构成全球化的和谐，就像构成森林的和谐一样，如果森林中有几个鸟的种类和几个树种消失，即便它们在森林中是微不足道的，也会引起森林生态的逐渐失衡。因此在今天，寻找和发扬各自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而且这样的特别性格应该是开放的和互相交流的，用巴托克的话来说就是“杂交和再杂交”，他在中东欧地区采集民间音乐时，发现这样的交流给各民族的音乐都带来了丰富和完善，他说：
“斯洛伐克人吸收了一条匈牙利旋律并加以‘斯洛伐克化’，然后这种斯洛伐克化的形式可以被匈牙利人再吸收，加以‘再马扎尔化’。我要说‘幸运的’这个词，因为这种再马扎尔化的形式将不同于原来的匈牙利旋律。”
1999年6月15日 首尔
两个世纪前，歌德读到了波斯诗人哈菲兹（一三二〇—一三八九）译成德文的诗作之后，开始了他文学阅读的东方之旅。他兴趣十足地阅读和研究了其他波斯和阿拉伯文学的译本，又读了马可·波罗的亚洲游记。他的阅读没有停下来，一路东行来到了中国。一七九六年，他读了《好逑传》，这是他读到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一八二七年，他读了英译本小说《花笺记》；还读了译成法文的中国故事选集和另一本小说《玉娇梨》。这样的阅读让歌德走出了欧洲，置身到了遥远的东方，然后他发出了那个著名的宣言：民族文学的时代过时了，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
我们再来看看文学翻译另一个方向的往事，也就是由东向西的往事。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中国迈向欧洲的步伐稍逊一筹。根据学者考证，最早在中国发表的欧洲翻译小说应该是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之间，在《申报》上刊载了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第一部分译文。而作为完整的长篇翻译小说正式出版的是《昕夕闲谈》，一八七五年申报馆的铅印单行本，编入“申报馆丛书”第七十三种。作者署名是：西国名士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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