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什么坏事，说出来就表示自己有了认识嘛，”军代表说，“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能改，还是好同志嘛……”
啊，生命史中的这一刻，我是决不愿回顾的，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要恶心，要窒息。我并没有挨打，我想如果真打了我，也许还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而这种结果又不是偶然的，却是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必然性。他们在审讯中使用的全部概念，和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观念完全一致。这种过左的观念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形成的。这种观念，会使一部分人的自我膨胀起来，也会使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萎缩下去，尽管后一种人里也有品格无可指摘的人，但他们的精神境界总是卑微低下的，因为他们承认前者的膨胀，也承认自己的无权；他们安于自己卑微的地位，甘于逆来顺受，甘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幸我正是这后一种人。现在，前者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而且正以有形的力量压在我头顶上，同时，又有意露出一丝缝隙，让我能继续卑微地在下面生活下去；生的欲望，保护自己的本能，受了欺骗后的激愤，对信念虔诚的悔悟，对爱情彻底的绝望……在我那已经被恐怖和痛苦扭曲得变了形的心里虬结在一起，终于迫使我一点一点像挤牙膏似地把她替我发信，给我送吃的，今晚叫我逃跑都坦白了出来。只不过为了不牵连其他人，我把信说成是给姑妈的，并且抽出了她对我的感情那条线而已。
“胡说！”刘俊却把桌子一拍，打断我的话。“你诬陷好人！好哇你……”他愤怒地骂出一连串脏话，也不顾军代表在旁边，最后向王富海一挥手：“押下去！先押下去！以后咱们再算他的账……”
“唉，唉，”军代表摇着头，“正如毛主席说的呀：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出乎意外的是，把我押回牢房以后再没有提审其他人，一下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李大夫、老秦、小顺子……不时狐疑地看我一眼。我孤单地躺在铺板上，我并没有享受到坦白后的轻松愉快，我的心并没有因忏悔而净化：我开始明白他们其实不知道她和我中间的这些事，突地腾起了新的懊丧和惶恐，而且，那任何理性上的解释都压抑不住的天良发现，更使我痛苦不安。这时，我只有希望他们真的以为我在诬陷她，在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我愿承担搞这种活动的任何罪责。
可是，已经晚了。
一直到深夜，我还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总觉得就在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果然——
“哎呀！……我不干呀！……”
她一声凄厉的嘶叫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穿窗而入。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可是，很快地，她的声音又被一个什么柔软的东西闷住了。
我战栗地趴在破玻璃旁向外张望。月色如水，王富海那间菜窖的窗洞也反常地熄了灯光，我疑心刚刚是一种在紧张的心情下产生的幻觉，但那后窗洞的灯光却又亮了。并且，菜窖里响起了人活动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一阵阵被捂住的哭声和压得很低的说话声，哭声是她的；说话声是男人的，而且不止一个，又过了一会儿，门砰地一声像被人使劲地摔了一下，紧接着，一阵慌乱杂沓的脚步声越跑越远，最终消失在溶溶的月色里。
我猜到了菜窖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咬紧牙关，两手死死地抓着钢筋。菜窖后窗洞旁那条白纸浓墨的标语，在月下像挽幛一样发出冷冷的惨白的光；玻璃上喷着红色的“忠”字、黄色的向日葵、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的阴影组成一团奇形的花纹投在我脸上，我只觉得有一种能把人正义的冲动和反抗禁锢得凝冻起来的力量钳制着我，使我全身麻木，使我喊不出声来。我整个沉沦在一个愤怒和恐惧的深渊里。
以后几天我不记得是怎样过来的了，只记得从“十一”到十月三号，武装连执行国防部在国庆期间停止对台澎金马炮击的命令，没有斗我们。而且，她、王富海、刘俊都不见了，另派了个小伙子来看我们。
十月四号武装连开了一天大会，我们被押到离会场很远的马圈干活。深夜，正在我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被一根树枝捅醒了。
“哥，看！”
她的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苍白的脸，在玻璃缺口外一晃就不见了。
我赶忙趴在缺口上。窗外，月光已经暗淡了。在沉沉的夜色里，我希望还能看见那一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但只见一个一闪即逝的黑影和几声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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