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合，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地撂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触及灵魂……
——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散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哪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膛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膛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呜，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肉体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地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价。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地大叫起来。这种粗犷、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硅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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