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从她肩上滑下去,滑下去……她如同一片秋叶在我怀里索索发抖。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喃喃地说,“你叫我一声吧!”
“叫……什么呢?”我抖得厉害。
“叫我妹妹……”她仰起脸,暖烘烘的鼻息喷在我脖子上,“我叫你……哥哥!”
我的心凄楚得隐隐作痛。我被这种在农村里一直保持着的表达爱情的语言感动了。这种也许是从远古的近亲结合形成的夫妻称谓习惯,这种以血缘纽带来表示亲密关系的方式,从一个农村姑娘嘴里自然地吐露出来,包含着其深无比的真挚和信赖。
“叫我呀,叫我呀……”她用头轻叩我的胸脯。
然而,我仍在颤抖,这不仅是由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心荡神迷,也是由于害怕,由于对她和我的未来有一种朦胧的不幸的预感……
现在,即使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即使我两鬓已染上了白霜,但每当回想起那个月明之夜,回想起在那幽暗的沙枣树和柳树相间的林带里和她度过的两分钟,我仍不禁柔情万种。一个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刻,而我这样的时刻只有两分钟。不过,这两分钟就足够我后半生享用的了。现在,每当我感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惶惑的时候,感到余悸忡忡的时候,这两分钟总能使我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把我的心燃烧起来,鼓起我向那摧毁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勇气,坚定我和大家一起建设美好的未来的决心。
东风无力百花残
——李商隐《无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武装连召开对“阶级敌人”的批斗大会。一早,军垦战士就忙忙碌碌地在所有泥土剥落的墙上刷上标语,菜窖的后窗洞旁,一条白纸浓墨的口号正对着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团部军管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是个面孔白皙、外表斯文的中年军人,我在师部机关时曾见过他。当我们被押进会场的时候,在惊慌的一瞬间,我恍惚看到他向我投来一线温和的目光。
批斗大会进行得很正常,正如她说的,有军代表在场,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不过,就在他们按我的头,给我们做常规的喷气式的时候,我猛地觉得有许多极尖锐的钢针扎在我头皮上。李大夫大概也尝到了这种滋味,竟疼得叫唤起来,顺势倒在地上。
“您看看,军代表,”押李大夫的军垦战士委屈地抱怨,“真没办法!这些人,就是这么耍死狗,动也没动他……”
“怎么哪?李方吾。”军代表敲了敲桌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又没有打你,你这样就不好了,群众运动嘛,难道批一批你就不行了?就要叫唤了?……”
下面,他的讲话被一片狂躁的口号声代替了。我最大限度地低着头,眼睛向两边窥视,发现押我们的军垦战士都戴着劳保用的白线手套。
批斗告一段落,军代表就叫王富海把我们押回牢房,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我们不能旁听的议程。牢门锁上后,老秦首先气愤地叫起来: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举着一枚光闪闪的东西,“他们手套里藏的就是这个——图钉,这就是从他们手套里掉出来的……”
“妈妈的!”小顺子骂道,“找军代表去,告那些婊子养的!”
“哼!我才不告哩!这我还要留着当纪念。”他冷笑一声,把图钉又放回口袋里,“老实说,军代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又能怎么样?”他从铁丝上拽下毛巾捂在头上,踱了一圈,在我铺上坐下,“从刚刚的批斗看来,那封信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现,也可能那个姓乔的姑娘真以为你是给你姑妈写的信,没有在意。你可要记住,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出那封信,老实说,这里就你最幼稚,最书生气……”
下午,王富海端枪踹进牢房,说是军代表要和专政对象个别谈话,第一个叫的就是我。
军代表坐在办公桌后面,几个连部的头面人物围着他。他捧着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拂开水面的茶叶:“怎么样?石在。”他带着失望的表情,用惋惜的语气问道,“听说你在改造期间表现得可不怎么好啊!”
我坐在他对面。我感到他语气里有一种期望和温暖。这种话,我自来这里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出于这样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的口里,使我的泪水不觉地浮上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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