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在种种进步之中，也使死亡奢华和复杂起来。你不在了，曾经陪你的那些物品，还在。怎么办呢？你穿过的旧衣，色彩尺码打上强烈个人印迹，假如没有英王妃黛安娜的名气，无人拍卖无处保存。你读过的旧书，假如不是当世文豪，现代文学馆也不会收藏，只有掩在尘封中，车载斗量地卖废品。你用过的旧家具，式样过时，假如不是紫檀或红木，也无后人青睐，或许丢弃垃圾堆。你的旧照片，将零落一地，随风飘荡，被陌生的人惊讶地指着问：“这是谁？”
当我认真思忖死后的技术性问题时，感觉到的不再是对死亡的畏惧，而是对不幸参与料理这一事物的人，充满歉意。假如是亲人，必会引起悸痛，但我的本意，是希望他们平静。假如是素不相识的人，出于公务或是仁慈相助，更应减少他人的劳动强度。
我原以为死亡的准备，主要是思想和意志方面。不怕死，是一个充满思辨的哲学范畴，现在才发觉，涉及死亡的物质和事务也相当繁杂。或者说，只有更明智巧妙地摆下人生的最后棋子，才能更有质量地获得完整的尊严。
让年富力强的人，考虑死亡，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死亡必定会在某一个不可知的时辰，与我们正面相撞，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要臣服它的麾下。
经常想想自己明天或者最近就可能死，其实很有益处。
一是有利于感悟生命，体验到它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会格外地珍惜今天。有许多暂时看来无法跨越的忧愁与痛苦，在死亡的烈度面前，都变得稀薄了。
第二是有利于抓紧时间。日常生活的琐碎重复，使我们常常执拗地认为，自己是坐拥无限时光的大富翁，可以随意抛洒。死亡给了我们一个不由分说的倒计时，无论你此刻多么精力超群，时间之囊里的水，都在一去不复返地失落着，储备越来越少。
第三是有利于我们善待他人，快乐自身。死亡使真情凸现，友情长存。
总之，死亡可是不讲情面的伴侣，最大特点就是冷不防，更很少发布精确的预告。于是如何精彩地永别，就成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日本女人的想法，像她们的插花，细致雅丽，趋于婉约。我想，这门最后的艺术，不妨有种种流派，阴柔纤巧之外，也可豪放幽默。小桥流水或横刀跃马，都可以事先多次设计，身后一次完成。或许将来可有一种落幕时分的永别大赛，看谁的准备更精彩，构思更奇妙，韵味更悠长。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比赛的冠军，不能亲自领奖了。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写一本这么厚的书。”
张海迪对我说。
这本书——《轮椅上的梦》，整整32万字。作为同是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代表，我们在21世纪宾馆第十六层的一个房间促膝交谈。俯瞰夜色中的北京，烟雨蒙蒙，灯光璀璨。
张海迪身穿银灰色牛仔上衣，胸前绣着温暖的迎春花。下着黑色浅条纹西裤，肉色丝袜，小巧的黑皮鞋，鞋袜和裤腿，纤尘不染，因为她永远不能站起来。
原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位轮椅上的贵族，花环和鲜花。但在这个凄清的夜晚，得以在咫尺之内观察张海迪，我那颗作为医生和女人的心，为之战栗。
在那些美丽而典雅的衣服之下，包裹着一具高位截瘫的躯体，只有第二胸椎平面以上才有感觉。打个残酷的比喻，张海迪实际上只是个半截人，像一座半身胸像。
海迪的妹妹小雪陪伴着她。小雪很高，我一米六八，她比我还高。小雪对我说，海迪出生时九斤重，幼年时高大而健康。看着轮椅上的张海迪，我心中黯然。无情的疾病将她拦胸砍断，并不罢休，似乎它想试一试，在这个孱弱的女性身上，究竟还蕴藏着多少力量。1991年1月，张海迪在上海进行手术，被确诊为黑色素癌。
她的脸上，残留着手术后的巨大瘢疤，即使在灯光下，也很触目。她的手背上，有为了写作而磨砺出的茧子，厚硬如田间耕作的老农。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学西班牙语。”
张海迪对我说。
她已经通晓英、日、德、俄、朝鲜、世界语等六种语言。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办油画展。”
张海迪对我说。
她的手很美，这几乎是她身上唯一同健康人相似的部位。就是用这双手，为孩子们理发，替姑娘们裁衣，给病人们扎针，写了八本书。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弹钢琴。”
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从张海迪苍白的嘴唇吐出来，像鸽群似的展开翅膀，飞往窗外广袤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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