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力地点点头。
回饭店的路上，马东说：“我平常最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此次到上海来，带的也是黑衣服。明天一大早，我到商店去买新衣服。”
我这时又在心里埋怨自己那件粉色的衣服太淡了，在强光照耀之下，恐近乎白色，忙说：“我也去吧。”
第二天，我和马东直奔商店。进了店门。在标志牌下站住，马东说：“男装在三楼，女装在四楼，咱们分头去买衣服，半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汇合。”
匆匆上楼。买过无数次衣服，都不似此次单刀直入。不在意款式质地，只求颜色。看到绿色的，特别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绿，简直就是扑上去，忙不迭地说，小姐：“请拿一件我能穿的……”
也许因为上海人多娇小玲珑，连连看中的衣服，都没有我能穿的型号。只得退其次，去买T恤衫。想这种衣服，弹性较大，也许能找到色彩和尺码都相宜的。改变战术之后，很快就见了效。我在一家专卖店里，找到了基本符合要求的衣服。只是那绿色不很纯粹，近乎青柏色，翠中有一份苍老，实为美中不足。我相中了一款黄色T恤衫，黄得振作而昂扬，仿佛葵花瓣揉出汁液染成的，欣欣向荣。想来想去，我买下这件黄色衣服，又对小姐说，也许我会来换，先和你打个招呼。小姐态度很好，说：“没关系的，只要不弄脏，你随时可来换的。”
果不其然，在汇合处，马东亮宝似的拿出的衣服正是明亮的嫩黄色。他说：“我从来没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好像是一把太阳伞。您买的是什么颜色呢？”我对他说：“对不起，你还得等我一会儿。”
我赶忙跑回刚才的柜台，对小姐说：“不好意思啊，还要麻烦你。我要换成刚才的那件绿色。”小姐说：“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了呢？我看还是黄色的比较配你的脸色的。”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同伴，他已经买了黄色，我要和他配合，所以要调换。”
换了绿T恤衫，我和马东回到住处。当我把自己买的衣服拿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说：“唔，这个不好。毕老师，我们看就穿你下飞机时那件米黄色条纹的衣服好了，很亲切。”
我就听从了年轻人的建议。
那一天的采访，很成功。不单是制作了一档精彩的节目，我也从陆幼青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一位患非典的香港心脏科医生住进了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深切治疗”这个词是温煦的，但缝隙间有幽幽的冷风散了出来，让人感到病情的重笃。医生脱险后接受采访，记者问：“一个人孤独地住在病房里，想了些什么？”医生沉吟了一会儿说：“想的最多的是，要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和一般的事分开，先做那些重要的事情。”记者当然追问：“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医生答：“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几天后，我又见到一位脚夫老人。大家都熟悉的陕北民歌“赶牲灵”，就是脚夫们走沟穿壑在高原上吼出的。他说“活着做遍，死了无怨”，意思是人活着时候，把你想做的事都做了，就一生完满，活得够本，可以安然就死了。
医生是留洋博士，脚夫满面黄尘苍凉。不同层面的人，异曲同工的话，于是在突如其来的瘟疫背后，就有了哲学的味道。人是脆弱的，种种意外的蛰伏，使得能上天入地能让电脑每秒钟运算若干亿次的现代人，却无法估算出每人大限到来的时刻。面对永恒困境，只剩下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把那些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事抓紧做完。简言之，你要给生命排一个序。
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呢？夜深人静、月朗星稀之时，每个人心平气和地想想：也许是事业有成，也许是周游世界，也许是孝顺父母，也许是舍己为人，也许是永远探索，也许是安分守己……我相信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寻找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寻找生命的价值——它是我们立下的宏愿，是你选定的主牌。有了它，一应事务的顺序就排出来了。现代人陷入日常的忙碌，无数细小而琐碎的事件，缭乱了我们的双眼，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凝滞了我们的脚步，壅塞了我们的襟怀……现在，非典这个小小却凶狠的病毒，抑缓了陀螺转动的速度，让我们被迫停步眺望。于是无数人像那位香港医生，在病榻的阴影下，情不自禁地思考起了顺序和意义。
无论非典还将肆虐多久，相信它必被遏制。但人类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判断，永不会终结。把你杂乱的牌阵理出顺序，把你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那无论怎样邪恶的病毒，也扰乱不了我们澄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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