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老路长吁了一口气，看来，这种李代桃僵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不堪重负。
轮到我沉默了。说实话，在我长久的心理辅导生涯中，不敢说阅人无数，像这样的遭遇还是生平第一次。我能够体会到那位首长悔恨懊恼、一筹莫展的困境，也深深地被蔻所震惊。这个美丽和充满心计的女子身上，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和谋略，她真要投身政治，也许若干年之后会升至相当高的位置。至于这位为首长冒名咨询的男子，更是罕见的案例。
我说，终于明白你开始问的那个问题的意义了。女人和食物，是完全不同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绝不像人和物之间的关系那样简单和明朗。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两个不同的人，彼此深刻地走入了对方的心理和生理，这是关乎生命和尊严的大事情，绝非电光石火的一拍两清。倘若有什么人把它说得轻描淡写或是一钱不值，如果他不是极端的愚蠢，那就一定是有险恶的用心了。至于你的首长，我能理解他此刻复杂惨痛的情绪，他陷在一个巨大的危机当中。他要做出全面的选择，万不要被蔻所操纵……
那天还谈了很多。临走的时候，老路说，谢谢你。
我说，如果你的首长还想咨询的话，希望他能亲自来。老路把礼帽往下压了压说，好吧，我会传达这个信息。
朋友讲完了他的故事。我说，那位上当的老人，来了吗？
朋友说，我从他的助手临走时压帽子的动作就知道首长不会来的。
我说，这件事究竟怎样了结的？
朋友说，不知道。世上的人，究竟有多少能分清食和色的区别呢？只要这事分不清，此类的事就永不会终结。
那一天，我和这位80年代出生的女孩坐在一间有落地窗的屋子里，窗外不远处有一个花坛，花坛开放着粉红色的刺玫瑰，我们喝着不放糖和牛奶的咖啡，任凭窗帘扑打着发丝和脸颊。
女孩戴着口罩，把眼睛露出口罩的边缘，说，所有的科学知识我都知道了，可我还是害怕。我可以对你说我不害怕，可那是假的，理智不可能解决情感问题。你说我怎么能不害怕？
她指的是“非典”。2003年上半年，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大概就是“非典”。医学家统计，在罹患“非典”的人群里，青壮年占了70%以上，特别是20～30岁的青年人在总发病率中占了三成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典”具有生机勃勃的杀伤性。
面对“非典”，广大人群表现出恐慌，这在疾病流行早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恐慌是最严重的呢？从我接触的人群来看，是年轻人。年幼的孩子，尚不知恐惧和死亡为何物，他们看到大惊慌，自己也跟着惊慌，但惊慌一阵子也就忘记了，在他们的字典中，恐慌基本上只和考试相连，其余的都不在话下。中老年人，除了家里有很多牵挂放不下之外，一般还比较从容，也许是因为他们年纪较大，已经或多或少地考虑过死亡了。年轻人的大恐慌，主要来自在有限的生命体验中，找不到被一种小小的病毒杀得人仰马翻的经验。人们对自己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了震惊和慌张，这是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一如我们面对着不可知的黑暗，你不知道在暗中潜伏的是老虎还是蜥蜴。如果我们有了一盏灯，我们的心里就踏实了一点。如果我们在有了灯之后又有了一根结实的棍子，信心就增长了一些。假如天慢慢地亮起来，太阳出来了，安全感就更雄厚了。科学家对于“非典”病毒的寻找和描述，就是我们在晦暗中的灯光。现在已经初步看清了这个匍匐在阴影中的魔鬼，知道它的爪子从何处伸来，利齿从何处噬咬。我们也有了一根粗壮的棍子，那就是严格的消毒和隔离措施。大多数人的恐慌渐渐地散去，一如冬季北方旷野上的薄雾。
我问女孩，“非典”在北京爆发之后，你在哪里？
她说，我在公司做职员，刚开始隔天上班，现在干脆不用去了。我的同事们很多都离开了北京，忍受不了这种恐惧的压榨。听说在北京不容易走，有人就骑着自行车跑到北京周边的地区，然后把自行车一扔，坐上汽车火车，跑回老家去了。可惜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在北京，无地可去，只能和这座城市共存亡。我非常害怕……
我握了握她的手，果然，她的手指被冷汗粘在一起，像冰雹打过的鸟翅簌簌抖动。我说，我没有办法使你不怕，但有一个人能帮助你。
她迫不及待地问，谁？
我说，你自己。
她说，我怎么能帮我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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