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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