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又是艰苦、平凡、日常、绝对细致严密、万万不能失误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优秀干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坚持下来，不论有什么苦闷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许用得着也许用不着的‘需要’而穷年累月积累着力量。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人与你擦肩而过，突然塞给你一张纸条，任务就来了……”
有一次说到这里，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个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终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错了头……
可谁又能说她的确接错了头?……
风雨苍黄啁，风雨苍黄，如此不清不楚的细枝末节，除了忘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只有惊险和传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我们那条线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曾有四个人被捕，除了一个叛变之外其他表现都很好。有个联络点上的同志被特务活埋了，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虽然胡秉宸事后花了不少钱，通过关系将那位同志的尸体收回，买了一口不错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没有对吴为详谈其形其状，这样残酷的事说都难以说出口，只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听取了胡秉宸的意见，但也只是将婚礼改到他们那个地下联络点，大家还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这次聚餐为李琳的背叛做了铺垫。胡秉宸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痛心自己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坚持为胥德章和常梅举办婚礼，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见到李琳。即便在那个聚会上，胡秉宸的行动也很诡秘，以至事后人们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似乎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像李琳那种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场。倒是胡秉宸有点惊讶：地下组织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禁不住有点欣赏同时也感到极不安定的女人。
仅这一面，在暗处观察的胡秉宸就发现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恋爱有点突如其来。
其实在胡秉宸指示常梅与李琳谈话之前，常梅对李琳的“异常表现”就有所察觉，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没有约李琳到新华书店或公园那一类进步青年常常聚会的地方见面，而是约她去听川戏。在尖峭的川戏唱腔中，与李琳谈柔软的爱情和坚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准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各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电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交代，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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