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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即便经过了法律程序，他们的日子还是可以凑合下如果许多事物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像吴为与韩木林这样的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顺便也挖掘出韩木林喜欢赶热闹的潜能。结果是韩木林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目，“革命”、“进步”这样的字眼竟与他有了关联，真让他受宠若惊。这副重担激励着他，进步、进步、再拿什么作为与革命的见面礼?先砸了家里磨砂玻璃的花瓶再说。但磨砂玻璃花瓶怎能对得住革命的垂顾?看看周围的革命行动，只好背弃“原谅一切，既往不咎”的约定，到吴为单位贴了她的大字报，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英雄王成那样“向我开炮”。
开炮之后，只好划清界限。
吴为和韩木林分居已久。分居后，韩木林与吴为展开了争夺禅月的拉锯战。韩木林最后将禅冬天，很冷。叶莲子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炉边，自韩木林把禅月劫走之后，她就这么坐着，不腌咸菜，不收拾屋子，不买菜，不做鞋子，不缝衣……要不是怕吴为饿着，恐怕连饭也不做。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放对了也揉不开，馒头上老是点散着一块块黄褐色的碱块，焖米饭自然也是夹叶莲子的眼睛盯着炉子，屈伸着她那些纤细可是粗糙的手指，又在默数禅月被带走多少日子。
这时，她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什么的，只剩下一脸的皱纹。
如果那时有人问吴为：母亲是什么?她一定回答说：母亲就是一脸的皱纹。吴为试图在脑子里描绘叶莲子的脸，怎么画都是那一脸的皱纹，其他部位全都画不出来。有时顶多画出她那双细长的眉，也是被烦心事折成了几道弯，而不是风平浪静的样子。
吴为像是蛮有城府地说：“妈，咱们不能显出着急的样子，那样韩木林就更用这个法子整咱们了。”
那时吴为成长了不少，以后她还将继续成长。在韩木林将禅月劫持之后，她立刻到托儿所，将掸月的卢口迁至她的名下，并将户口本藏匿到抄家行家也无法抄出的地方，以为这就可以将禅月留住，岂不知法律不会让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得逞。“对，不应该显出着急的样子。”叶莲子伸直用来默数的手指，让它们平躺在膝头，却把计算放进了心里，到现在为止，掸月走了一个月零三天。
这时门嗵的一声开了。那个让她们想念得难以自处的小人儿，自己走了进来，那个死了的屋子眼看着就活了过来。“韩木林送你回来的吗?”“我自己。”禅月那个“我自己”还说得不大清楚，听起来是“我几几”。
“你怎么回来的?”
“走走。”禅月不会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只能走。
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帽子在头上戴着，口罩、手套、大衣，一样不少、一样没落，全副武装地回来了。
大衣放在箱子上。很高，禅月够不着。可是有一只大声袖子垂了下来，只要拉着这只袖子，大衣就会掉下来。帽子、围巾在什么地方?在床上。口罩、手套在什么地方?在大衣口袋里，禅月记得很清楚。
现在床上堆了很多大衣、帽子、围巾，她得从那堆衣物下把她的帽子围巾掏出来。禅月爬上床，把脑袋扎进那堆衣物，那些衣物很沉，拱起来非常吃力、她像只在雪地里刨食的小松鼠，吃力地刨着，累得呼哧呼哧鼻涕直流。总算抓住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拉了一拉，是她的围巾，不是帽子，又继续往那堆衣物里拱。她得找到她的帽子，不论妈妈还是小姥姥，每次带她出门，这五件东西一样也不能少地给她穿戴整齐，怕她冻病。她一病，她们就急得天翻地覆，所以她不能病，她得找着她的帽子和围巾。“你干什么呢?”韩木林问。“玩儿藏猫猫呢。”禅月吓了一跳，赶快把脑袋从那堆衣物下缩回来，通红的小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其实她不怕韩木林，小姥姥怕，妈妈也怕，她不怕。现在吓一跳，是怕韩木林发现她的秘密。
“方块儿七。”韩木林说。他没回头，忙着和一‘伙儿人打扑克，“好好玩儿，别淘气。”又说。
韩木林不骂她也不打她，也不逼她按时睡觉，随她玩到什么时候。有时她玩得连衣服、鞋子都不脱就睡下了。要是她想吃花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要是想吃蛋糕，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起床后、吃饭前，也不用洗手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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