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那时韩木林还不想离婚，他在吴为的俯首帖耳和唯唯诺诺中得到了在同事中从来不曾得到的满足，他们大部分都不尊重他。
可是吴为倒要离婚了。韩木林没有像他们当初说定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容忍这件事，就痛痛快快离婚；如果他能容忍，就不要老翻老账。
天天这样翻老账，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更不巧的是吴为赶上了一个咬牙切齿的时代。人们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打，这样的女人还不该打?打都轻啦!”围观的人狠狠地盯着吴为，恨不得替韩木林打她二顿才好。
居委会认为，根据吴为的罪行，划个坏分子让她劳动改造去算了’，或至少应该按照对待“黑五类”的办法，对她实行群众专政。
这种时候，吴为偏偏逼着自己高昂着头，直视着韩木林的眼睛。她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到底，包括面对一切后果，还要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人们说：“瞧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害臊，你骂她，她还对着你瞧。”
这时韩木林掏出了《毛主席语录》，翻开早就准备好的一段，对吴为说：“念吧，好好念念这一段儿。”
这下吴为不干了，她怎么能把毛主席语录拖进这种荒谬!
人们更愤怒了，“念，念广他们站在冬天的冷风里，耐心等着。
不论人们怎么喊口号，或是辱骂，吴为就是不念，直到他们的手脚冻得发麻才渐渐散去。
露天批斗会后，只要吴为一出门，胡同里的人就在她身后啐唾沫，或扔石头子儿砸她。不但叫她“破鞋”，更有甚者，还脱下鞋来甩她，真是比霍桑的《红字》更“红字”。
越是这样，吴为越是逼着自己放慢脚步，她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在公众的审判面前临阵脱逃。
她一面挨着那些砸在背上的破鞋一面想：人们真还能找得出这许多破鞋，可能胡同里有人发动过一场找破鞋的运动，家家户户把能找到的、穿破的鞋都搜罗出来了……
事实，上吴为对自己比谁都残酷。有多少次她含着眼泪，低声重复着“婊子”、“破鞋”这些字眼，甚至这样大声地称呼自己，一次又一次体味着这些字眼砸在心上的声音和感觉，一次又一次算计着，是不是能顶上一些她欠韩木林的债。
这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男人，紧跟在身前身后，说些流里流气的话来狎弄她。那些话让她感到好像被人扒个赤身裸体，摁在当街行淫一样——还不是强奸，强奸至少带有邪恶强暴无邪的性质，终归让人同情，而谁能同情她这样的女人，被人摁在当街行淫呢?
她只能梗着脖子，贴着墙根而行，好像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为她藏起其实已经没有的面皮。
有时真想一逃了之：寄希望于一旦搬离这个胡同，可能就不会有人这样对待她，并不知道那个红色的“A”字烙在她胸脯的同时，也烙进了人们的，尤其是男人的心里，甚至她的至爱——对她始乱终弃者胡秉宸的心里。
她又能逃到哪里去?就算她逃到另一个地方，韩木林还会在那里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
每天每天，她都得经过那条胡同；每天每天，她都要穿过这样一场枪林弹雨，才能回到有叶莲子和禅月的爱的家。
至于韩木林到吴为所在单位贴她的大字报，也算不得什么。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日常生活，好比日后人们一出门就“打的”那样。
最喜欢当众调戏她、侮辱她、捉弄她的是食堂里的大师傅，他们的侮辱确实像出苦力者干的那些活儿，一锤子下去，一砸一个坑……直到多年后，一个男同事竟还轻薄地用手指撩她的下巴。而吴为偏偏不像有些偷过人的女人那样，从此以后任人轻薄，哑巴吃黄连地受着；或撕破了脸皮，从此大开偷戒，正中下怀地发扬光大。
她真不明白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怎么下得了这个手，质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跟别人睡都睡了，我摸一下都不行?”可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她挺着腰板，追逐着他的眼睛，一追上就牢牢铆住，“你这样做就太不对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被冤打成反革命，停发工资，被人专政，关在牢里，那时候谁也不理你，是我母亲照顾着你老婆和孩子，有我们一口饭吃，就有你老婆和孩子的一口饭吃……后来就是放了出来也没人理你。到了干校，人人都能回北京探亲，你却没有权利享受探亲的机会，是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你老婆和儿子，你交给我一个三十多斤的樟木大菜墩。千里迢迢，还要换两次火车，我除了背自己的行李，还得背着你那个三十多斤的大菜墩……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你是反革命，因为我想给你和你老婆一点儿同情和安慰。你倒相信我是‘破鞋’，是个拆烂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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