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秋水只好叫了辆马车，把行李拉上去了北大营，也没经过考试，就人教导队当了学员兵，学员兵只要个头够高就行。
那一年他十六岁。一个躁动的十六岁青年，在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尚未受到限制批判时，本有多种选样的可能，可是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木匠父亲和那个“窝里横”的母亲，哪一个具备为他指点前程的远大目光?他只好在十六岁就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为军阀混战卖命，而不是为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刚刚人伍，就赶上平叛郭松龄一战。准星还对不准目标，一到打靶科目顶多擦个五环边的顾秋水，那一战中险些丧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倒戈反奉，张学良虽从秦皇岛得以脱身返回沈阳，但东北军最精锐的十万官兵，几乎全集中在郭部。他只好临阵收集队伍，讲武堂教导队自然是他的首选，选上的学员兵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顾秋水在第一连充当上等兵。队伍拉到拒流河，堵截郭松龄。由于日本势力的参与以及举事者各怀心机，致使郭松龄功败垂成，败走拒流河。
顾秋水跟在溃不成军的郭松龄部后面猛追，跑着跑着，脑袋突然一凉，就像哪里飞来一片横刀，齐刷刷沿着他的发际片去了他的天灵盖。伸手一摸，原来是一颗子弹打飞了帽子。
他站在雪地里，再也跑不动了，后面跑来一个老兵，弯腰从一个死去的战士头上摘了一顶帽子给他。他说：“我不要。”
老兵说：“要是没有那顶帽子，你的小命儿早就没啦!”
他不是害怕那死去的战士，他是害怕从死人头上摘下的那顶帽子。
拒流河一战；让顾秋水第一次尝到了寒心的滋味。虽然他也说不清寒心什么。作为一名士兵，血雨腥风算不了什么，可是距离不到十米，枪毙一名他曾经尊敬或是相熟的人，到底意绪难平。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枪毙人，与倒在战斗血泊中的死亡截然不同。何况郭松龄是讲武堂人见人敬的教官，而旅参谋长刚才还在发号施令。
军队平叛胜利，从热河撤回沈阳，队伍里开始有人抢劫。当时还是旅长的包天剑，在旅部看到一双气度不凡的军靴，这双流落于乱兵之手的军靴，不肯流俗地矜持着昔日的光彩，让人不得不另跟看待。他问道：“这是谁的军靴?”
有人回答说：“是……是旅参谋长的。”
他用马鞭敲敲那双靴子，说：“旅参谋长不会有这种靴子，去把旅参谋长给我请来。”
东北军一旦编为正式军队而不再是“胡子”后，就设立了宪兵队监督军纪，每天有一班人在城里巡逻，枪上上着刺刀，手里拿着令旗和一头黑一头红的“红黑军棍”，遇到军人违反纪律就抓起来，，小错当街打一顿，如是强奸、抢劫，马上就地枪决。和国民党、日本人专门用来抓共产党的宪兵队不大一样。
曾经的东北军，实在想建成一支好军队。
底下人看出情况不妙，劝说道：“旅参谋长跟随老师长多年，打一顿军棍算了。”老师长就是包天剑的父亲包老太爷。
包天剑说：“跟随老师长多年也不行。”
先让战士把旅参谋长拉出去打了五十军棍，最后还是没能免去那一颗要命的枪子儿。
参谋长到底是绿林出身的汉子，二话不说站在挖好的坑前，一枪过去，黑影一闪，人就没了。刚才还在军棍底下，死去活来、皮开肉绽、乱弹乱颤的屁股，马上松弛地摊展开来，静享着一份有靴子帧、没靴子也好的宁静。
与上将军张作霖及其他东北军的元老不同，对参加过拒流河一战的士兵来说，最为震惊的不是郭松龄倒戈或张家军平叛胜利，而是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
喜欢读书的顾秋水，虽因无人指点读得非常杂乱，但基本上还能分辨是非。他景仰这位参加过同盟会和五四运动，投身辛亥革命又为振兴东北军出过大力，倡办讲武堂以提高东北军素质的郭松龄；不胜惋惜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政，主张消灭军阀混战，寻找民主政治途径的一场梦就这样破灭了。他依靠张家旧军队来实现这个梦想的路子，不是玩笑又是什么?
早就怀有篡权野心的总参谋长杨宇霆，一直把郭松龄视为篡权阻力，在郭松龄夫妇被捕后生怕情况有变，不等将他们夫妇押送沈阳听候张学良处置，立即下令就地枪决。不管郭松龄夫妇信奉什么政治主张，与所有为理想献身的人一样，死得很是英勇。他们没有高呼什么口号，那无声的从容，是一个军人最为倾心的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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