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些女朋友，爱穿奇形怪状的衣服，理由就是“我不想和别人一样”，这恐怕可以印证上面的说法。
其实，一样和不一样，都是相对的。我第一次上人体解剖课的时候，最惊讶的是那些尸体上肌肉的起止点，居然和书上写的一模一样。
我问老医生：“有没有不是这样长的肌肉呢？”
外科老医生说，他做过几千例手术了，都差不多，几乎没有例外。
那一刻，我感到很失望。原来看起来千姿百态的衣物遮盖之下的人体，居然这样整齐划一。
从此，我不再追求外在形式上的出新，因为我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组织、内脏、骨骼、细胞……
但是，我们又常常说，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叶子都不同，人当然更不同了。这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的心灵。生命如此百媚千娆，用生命点亮生命，用生命擦拭生命，用生命拥抱生命，用生命联结生命，都是美好的事。
每当我说自己以前当过医生，人们就说：“好多搞文学的人都当过医生呢……比如鲁迅，比如郭沫若……”
鲁迅和郭沫若都学过医，但似乎都没有当到真正给人看病的阶段，就改文学去了。鲁迅是因看了有辱中国人的电影，奋而拯救灵魂。郭沫若好像是因幼年时患病听力受损，临床听诊这一关很吃力，分不清心音的微细差别（近一个世纪以前，医生可没这么多的B超CT辅助诊断，而是像个匠人一般，凭的是眼睛耳朵的功夫），被迫改了行。
我在文学上自然不足挂齿，但窃以为在医学知识上可胜大师们一筹。我从医二十多年，一直做到内科主治医师，业务娴熟，态度和善，是个很不错的大夫呢。
俗话说，靠山吃山。
我写小说的时候，就经常写医生的故事。
我当医生的时候，全神贯注地倾听病人的叙述。不只是因为工作的负责心，甚至也不局限于同情与人道——更多的时候是为病人着急，恨铁不成钢。
人体的痛苦，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状态。比如一个疼痛，就可分为绞痛酸痛胀痛跳痛，撕裂痛压迫痛针刺样痛电击样痛……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病人面对自己体内的怪异感受，惊惧愕然之下，无以表达。
然而，医生是多么热切地盼望知道病人的感受啊！那是诊病的雷达。
许多人因癌而逝。医生叹息：“发现得太晚了。”
人体真的那样缄默吗？我总觉得，即使是潜伏期最长的癌症，在所有的体表恶征未出现之前，在所有的医疗机械尚浑噩茫然之时，肌体一定曾用一种轻微持久却灵敏万分的警报，日夜提示过我们的心灵。
可惜我们不懂生命的语言。
我们无法命名那种感觉，我们就无法传达。
因为无法传达，我们就以为它不存在。
生命便在这种不存在中消失。
语言有多少空白和盲点啊。
单单一个肉体上的感觉，我们就面临描述上的荒芜。彷徨在心灵的荒原，谁知还有多少极地。
有的疼痛，哪怕痛入骨髓，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有的疼痛，哪怕翩若惊鸿，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需要描述。
肉体与心灵。
需要传达。
人和人之间。
面对病人，我怅然若失。他知道自己有了什么，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面对我，病人欲罢不能。我懂得这个世界，可我不懂得他。
我突发奇想，假如能把人们的神经嫁接，是不是这个世界简单得多了？
这种怪异的念头，当然同医生的严谨水火不容。我只好对谁都不说。
这念头在心中埋了许多年，到了我不做医生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了一篇小说——《教授的戒指》。
用一枚子虚乌有的戒指，代替感觉，代替传达，以些微补救语言描述的困境。
那天刚要进医院的大门，冲过来一位被无纺纤维布隔离衣包裹的人，掏出一柄酷似枪械的体温扫描仪，在我的双眉中心画圈晃动。确信我无烧之后，把“枪”放下，放我进入了半隔离区。
医院走廊，一位男子正对着日光灯端详X光胸片。清晰透明的肺叶消失了，代之僵冷的垩白，半张肺好像被石灰水刷过。问过才知片子的主人已没了体温，那男子喃喃道：“真没想到……”
“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亲人没想到那片子的主人逝去？还是片子的主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得了非典是要死人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个常识被冻凝在一个特定的名称里，叫作非典致死率。截至近日，据广东的统计，这率是3.6%，北京是5.5%，香港是10%，加拿大还要高些。一系列的数字组成下滑的幽冷阶梯，吓坏了至今还手足温暖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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